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解答有关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出自哪里 的问题，希望我的回答对大家有所帮助。现在，我们就开始探讨一下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出自哪里 的话题吧。

其兴也悖焉,其亡也突焉是什么意思？

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

意思是：夏禹、商汤责罪于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

此句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又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这句话于1945年7月在延安的谈话会上黄炎培对毛泽东说:“余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意思？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qí xīng yě bó yān，qí wáng yě hū yān

释义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原意是大禹和商汤遇到问题，能够反思，责罚自己，他们兴起也快；而夏桀和商纣暴虐无道，只会责罚别人，他们灭亡也快。

出处《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白莲教教徒王伦反清，具体情况是什么

白莲教的渊源与王伦起义2008-03-13 下午 08:10简述白莲教是北宋至近代流传的民间宗教。渊源于佛教的净土宗。相传净土宗始祖东晋释慧远（334～416？）在庐山东林寺与刘遗民等结白莲社共同念佛，后世信徒以为楷模。北宋时净土念佛结社盛行，多称白莲社或莲社，主持者既有僧侣，也有在家信徒。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吴郡昆山（今江苏昆山）僧人茅子元（法名慈照）在流行的净土结社的基础上创建新教门，称白莲宗，即白莲教。元、明、清三代在民间流行，农民军往往借白莲教的名义起义。

白莲教的经卷繁多，主要有《金锁洪阳大策》、《玄娘圣母经》、《镇国定世三阳历》、《弥勒颂》和《应劫经》等。

“白莲”名字由来东晋时，净土宗始祖慧远在江西庐山邀集十八高贤，于东林寺结社念佛，立誓死后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还凿池种植白莲花。将念佛之地取名为白莲社。名士陶渊明、谢灵运亦时来游玩酬唱，东林寺遂成为僧俗雅集之地。清道光十八年（1838），宝光寺方丈妙胜禅师仿效慧远这段故事，在寺后紫霞山西侧凿池种白莲花，建白莲社。诗僧含澈有诗纪之：“白云一坞屋之间，拜佛逃禅傍紫山；又在远公莲社外，招他陶谢喜欢颜”。 清同治二年（1863），妙胜禅师的弟子自信禅师见白莲社地方太小，便改建白莲社于极乐堂后。这是一座环境清幽的四合庭院，正中为念佛堂，堂前有一莲花状的水池，池中长满白色的子午莲。此花淡雅馨香，惹人喜爱。在莲池栏杆外，经常围满游人，他们将金属币一枚一枚地投在池中，沉底了唉声叹息，浮起了兴高采烈，那是因为“浮起”和“福气”谐音的关系。

白莲教的成立与发展南宋绍兴三年（1133），江苏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白莲宗，初为佛教一支，教义源于净土宗，崇奉阿弥陀佛（无量寿佛）。该教信徒因“谨葱乳，不杀不饮酒”，被称为白莲菜。到了元代，该教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改称白莲教。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妄语、不饮酒，合称五戒）以求往生西方净土，教义与净土宗大致相同。茅子元采用天台宗教理，绘制《圆融四土三观选佛图》，用佛像、图形和比喻来解说佛土的高低；简化并统一前人制作的念佛修忏仪式，制定《白莲晨朝忏仪》。先前的净土结社，参加者之间只是松弛的社友关系，社与社互不相属，茅子元将其改为师徒传授、宗门相属。他在昆山淀山湖建白莲忏堂，自称导师，坐受众拜，又规定徒众以“普觉妙道”四字命名，从而建立了一个比较定型的教门。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明代赵全、徐鸿儒，俱是此教中人。是以白莲教三字，在朝廷眼中，几乎便是反叛的同意词。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短暂的全盛时期，后来朱元璋借助白莲教中明教的力量夺取政权之后，在《明律》中明确取缔“左道邪术”，白莲教从此势落。乾隆三十九年，山东教徒王伦起事反清，白莲教又一次震惊朝野。

白莲教产生之初曾遭到官方禁止，茅子元被流放到江州（今江西九江）。但因教义浅显、修行简便而得以传播。到南宋后期，虽仍被一些地方官府和以正统自居的佛教僧侣视为“事魔邪党”，但已到处有人传习，甚至远播到蒙古族统治下的北方。元朝统一中国后，白莲教受到朝廷承认和奖掖，进入全盛时期。庐山东林寺和淀山湖白莲堂是当时白莲教的两个中心。

白莲教以“普化在家清信之士”为号召，形成一大批有家室的职业教徒，称白莲道人。因为他们“在家出家”，不剃发，不穿僧衣，又被称为不剃染道人或有发僧。元代由白莲道人组成的堂庵遍布南北各地，聚徒多者千百，少者数十，规模堪与佛寺道观相比。堂庵供奉阿弥陀佛、观音、大势至（合称弥陀三圣）等佛像，上为皇家祝福祈寿，下为地方主办佛事，也有一些修路筑桥之类的善举。堂庵多拥有田地资产，主持者往往父死子继，世代相传，堂庵的财产实际上是主持者世传的家产。有些头面道人勾通官府，交结豪强，成为地方一霸。

经过长期流传，白莲教的组织和教义在元代起了变化，戒律松懈，宗派林立。一部分教派改奉弥勒佛，宣扬“弥勒下生”这一本属弥勒净土法门的宗教谶言。有的教徒夜聚明散，集众滋事，间或武装反抗元廷统治。至大元年（1308），朝廷忌白莲教势力过大，下令禁止。经庐山东林寺白莲堂主僧普度奔走营救，白莲教才在仁宗即位（1311年）后恢复合法地位。及至至治二年（1322），其活动又被限制。此后许多地方的白莲教组织对官府抱敌对态度，外加其信徒多为下层群众，故当元末社会矛盾激化时，一些白莲教组织率先武装反元。红巾起义***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

明初严禁白莲教。洪武、永乐年间，川、鄂、赣、鲁等地多次发生白莲教徒武装暴动，有的还建号称帝，均被镇压。明中叶以后，民间宗教名目繁多，有金禅、无为、龙华、悟空、还源、圆顿、弘阳、弥勒、净空、大成、三阳、混源、闻香、罗道等数十种，有的一教数名。它们各不相属，教义、仪轨颇多歧异，信奉的神极为繁杂，有天宫的玉皇、地狱的阎王、人间的圣贤等等，最受崇奉的是弥勒佛。从正德年间开始，出现了对无生老母的崇拜，又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所谓八字真言。据称，无生老母是上天无生无灭的古佛，她要度化尘世的儿女返归天界，免遭劫难，这个天界便是真空家乡。各教派撰有自己的经卷，称为宝卷。统治者认为这些不同的教派实际上仍是白莲教，民间也笼统地称它们为白莲教。

在南宋 ， 由于白莲教在总体上还未脱离正统佛教窠臼，因此还为统治者所容纳。元代，由于教内各阶层人群所处的地位不同，追求目标也就发生了明显的分歧。一派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居，在宗教学说及其实践上，继承茅子元的衣钵，政治上和元统治者合作；另一派则完全背叛茅子元倡教宗旨，与下层民众运动相契合，走上了反抗元政权的道路。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元朝政府强征民夫堵塞黄河失口，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军以“弥勒下生，明王出世 ” 相号召 ，受到不堪元朝统治的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迅速席卷全国。至正二十八年八月，明军攻入大都（今北京）推翻了元王朝。朱元璋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在自诩“大明王”登基称帝后，立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的禁令。但是，白莲教却并未因此而全然敛迹，经过明前期的南北融合之后，反而出现了暗地流传的盛况。明建国后，白莲教徒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进关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徒往往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的旗帜，从而遭到清廷严刑峻法的禁止。但是，在顺治、康熙、雍正三朝及乾隆初期的一个世纪内，白莲教的反清复明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

白莲教的经卷繁多，主要有《金锁洪阳大策》、《玄娘圣母经》、《镇国定世三阳历》、《弥勒颂》和《应劫经》等。

白莲教与王伦之死

两百多年前的1774年，正是乾隆三十九年间。

这一年和珅在历史上还渺无踪迹，《四库全书》馆开张一年有余，一切看来依例海内升平；直到这年秋天，康乾盛世的完美幻相出现了一丝裂纹，这道微小却致命的裂纹被认为拉开了帝国衰败的大幕。

是年八月二十三日，山东寿张农民王伦带领四千民众起义，这帮白莲教男女一路浩浩荡荡，杀死临近三个县的地方官员，聚集了上万之众，甚至占领了重要城市临清。随后，和大部分起义一样，随着内部领袖的意见分歧，清廷赢得机会镇压，王伦等人自焚而死。

咋眼看上去，王伦的故事并不特别出奇，毕竟山东等地在康熙年间就开始有不少白莲教叛乱。不过，细细深究下来，以往我们习惯分析农民起义的压迫、剥削等等常规思路来看，则可能很难解释这个故事：1774年，当地并没有严重的天灾，不存在饥荒，造反无疑缺乏群众基础；同时王伦的父母官日后被判乱者也认定“是一名好官”，事发后王伦起义军也与其他白莲教联系松散，是什么使得年过四旬、五短身材、家境殷实的王伦放弃日常安稳生活，依然选择一种在今天看来有些飞蛾扑火的爆发行为 ？

或许是抱着相同的疑问，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韩书瑞试图在《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给我们勾勒出一些新的图景。与中国历史学者不同，韩书瑞更为强调从历史场景解释地方动乱。在深入王伦自身和他的教派组织之前，她强调关注焦点在山东西部特别是寿张的环境，力图从地方史的角度考察出推动王伦起义的社会结构与区域生态来解释，这与裴宜理等西方学者路径相同。

寿张属于山东西部地区，位于大运河和卫河之间，在历史上此前一直名不见经传，在历史上取得功名的人数也较其他县少得多，使得寿张疏离于正统意识形态与精英权利之外。无形之中，白莲教的观点与组织成为一种替代品，充满诱惑力，为个人提供分享价值观的机会，使得当地民众产生前所未有群体感与成就感，韩书瑞认为起义也许来自信仰，而非社会危机。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神仙护体，刀枪不入”，近千年来，白莲教的故事一直在中国历史书卷中隐约出没，不过总是一闪而过。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知名女学者，韩书瑞与中国邂逅却源于与历史关系不大的文学家赛珍珠，而她在台湾的游学经历使她成为最早利用清朝档案的美国学者之一，她在研究中发现两个现象：“第一，没有人研究宗教；第二，宗教在中国社会不重要。”

冥冥之中，一切都把她推向研究白莲教等中国宗教的神秘大门，她的博士论文就是《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她最终选择了通用宗教来研究中国社会，这样的视角再加上她对历史材料的挖掘，使得她占有中国研究一席之地，成为魏斐德与孔飞力等人之后的大家。

韩书瑞一向被认为擅长利用材料讲故事，这本书中她也充分调动诸多材料，从目击者的叙述、叛乱者的口供及官方奏报等多方面进行历史还原。大师陈寅恪曾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对韩书瑞而言，她无疑能够运用新材料，也力图讲出新问题，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不同于既定思维下的思考范式，虽然这本书被人认为有些笼统不连贯，但或许正来自问题本身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是头领的领袖气质号召追随者？还是白莲教给予了寿张农民以进入正统的诱惑？抑或秘密教派中的“末劫”思想引发滔天激愤？……当我们越回溯历史的源泉与本质，就难免越加困惑。掩卷沉思，这场一触即发的群体运动仍旧暮霭重重，这或许源于中国白莲教现象背后驳杂百态，王伦的“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命运也如是。

《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江苏人民出版 2008-09-01

中文"兴勃亡忽"一词点解?

Q:中文"兴勃亡忽"一词点解? A:其实这四字词中的“兴勃”及“亡忽”分别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中的两句古语: “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兴盛貌）焉”-->兴勃 “桀、纣罪人，其亡也忽(忽:迅速意)焉。”-->亡忽 这原本是说贤人如禹、汤等因为懂得批评自己，深知自己的不足而有所反省，故得到臣下百姓的拥戴，故而他们建国时全国就显现出一片蓬勃之貌(即所谓兴勃);而桀、纣这些 暴 君，不肯自我批评，故而亦不接纳他人之语，动辄责罚别人，残害忠良，所以他们的灭亡十分迅速(即所谓忘忽)。因此这成为人们及治国者恒久不变的格言:对己要严，懂得自我批判及反省，才会成长;而对己太宽，待人太严，只会使人堕落，迅速步向失败。 ~~~~~~~~~~~~~~~~~~~~ 至于“兴勃亡忽”这句话的故事背景是这样的: 鲁庄公十一年秋天，宋国遭遇了大水灾，鲁庄公遣使去慰问，宋闵公对来使说：“都是我不好，对上天不诚敬，上天才降下了灾难。让贵 国国 君担忧了，真是感激不尽。”鲁国大夫臧文仲听到了宋闵公的这些话，非常感慨，说道： “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兴盛貌）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 臧文仲的意思是说：宋闵公勇于罪己，宋国大概要兴起了吧！大禹和商汤敢于责罪自己，于是勃然兴起；夏桀和殷纣总责罪别人，所以很快就灭亡了。 本来，宋国遭遇水灾，是天灾，不是人祸，宋闵公并无责任，但宋闵公却主动罪责自己，做了自我批评，这使得博通历史的臧文仲，由此看到了宋国复兴的希望。臧文仲的根据，就是禹汤桀纣或兴或亡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事实上，禹汤桀纣之所以兴、所以亡的原因，当然不能只归于能否做自我批评这一端，但这一端极为重要，却是毫无疑义的。 夏桀与殷纣拒绝批评/自我批评，杀害进谏者的恶行，在文献中是班班可考的。夏桀暴虐荒*，为酒池糟丘，逸乐无度，大臣关龙逢涕泣苦谏，却被夏桀关了起来，最后杀掉。殷纣的叔叔比干，看到殷纣荒*无道，便进言劝谏，殷纣大怒道：“你好像圣人似的，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不知你有几窍，那就让我看看！”于是下令把比干的心挖出来察看。 大禹不仅善治水，商汤也不仅能顺天应人搞革命，他们还都能 “罪己”，即勇于做自我批评，所以成功了，胜利了。而夏桀和殷纣呢，不仅荒*暴虐，而且愚顽不化，拒谏杀人，所以失败了，灭亡了。真所谓“其兴也悖焉”、“其亡也忽焉”。这中间所包含的，正是那条定律——“罪己”与兴亡之间的因果律。这条定律，在今天看来，也应该与周期率一样，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资治的镜鉴。 studytimes/txt/2006-07/25/content_7024481 lcsj/ReadNews?NewsID=394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是什么意思？

“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见于《左传.庄公十一年》，又见于《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五》：“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悖”通“勃”，意思是：禹和汤怪罪自己，他们的兴盛很迅速，势不可挡，桀和纣怪罪他人，他们的灭亡也很迅速，突如其来。

结合历史和《茶馆》中的“八旗子弟”的描述，举例说明“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历代王朝的更迭是历史的演进，也是人性完美的演绎，每一场精彩的大戏都会有各种情况穿插其中，而八旗子弟是历史上纨绔子弟群体的一个代表，当其初始艰苦之时，能忍辱而负重，心怀天下;而当其功成，终日以玩乐为业。究其原因，是为多少代以后，时过境迁，后代已经忘记先辈创业之艰辛，却将享受当成人世间第一等的事情，由此好吃懒做，文停武息。人言，老虎若是失去自己的利爪尖牙，便什么也不是，自然界的规律如此，人怎么能违反呢。

有谁知道《罪己诏》的来历？

略议古代帝王的《罪己诏》

上传时间:2005-11-13 21:59:11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倪道善

〔摘要〕《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反省罪己的御用文书。论其起源 , 当从禹、汤开始。此后 , 周成王、秦穆公、汉武帝、唐德宗、宋徽宗、清世祖 , 都曾经颁发过罪己诏。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国家处在危难之时颁发的 , 目的是消除民怨 , 笼络民心 , 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 , 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和失败的反省忏悔。因此 , 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示 : “禹、汤罪己 , 其兴也勃焉 ; 桀、纣罪人 , 其亡也忽焉”。

〔关键词〕诏 罪己诏 罪己

凡是良知者 , 有过自责 , 也算极其平常的事。但是 , 作为“君权神授”的古代帝王 , 能对自己的过错反省悔悟 , 就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 倘若再写成文告———《罪己诏》 , 颁示天下 , 就更加惊世骇俗了。帝王罪己 , 勿论其动机、目的及背景 , 仅就自我批评而言 , 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从文书角度而言 , 帝王的《罪己诏》当属稀有文种。论其起源 , 古人几乎众口一词 : 从“禹、汤罪己”开始。①史载 : 大禹登上帝位后 , 有一次看见犯罪之人 , 就伤心地哭了起来 , 左右问其故 , 禹曰 : 尧舜之时 , 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 , 而予为君 , 百姓各以其心为心 , 是以痛之”。②生活在原始社会末期的禹见民心涣散 , 深感内疚 , 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首领 , 于是自责。商灭夏后 , 汤布告天下 , 安抚民心 , 史称《汤诰》。汤深刻地检讨了自己的过错 , 曰 : “罪当朕躬 , 弗敢自赦 , 惟简在上帝之心 , 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 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③此后 , 适逢商连年大旱 , 五谷不收 , 负责宗教祭祀的大臣说 , 要用人为牺牲 , 向上帝祈祷求雨。于是 , 汤“剪发断爪” , 身为牺牲 , 祷于桑林 , “以六事自责” , 曰 : “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 , 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敬 , 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 , 民大悦 , 雨亦大至。④

禹、汤罪己 , 都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 又经过后世的不断附会神化 , 遂成为封建皇帝效法的榜样 , 《罪己诏》也就成为他们笼络人心 , 拯救危难的一种手段。

《罪己诏》大多是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 , 国家处于危难之时颁发的。如好大喜功的汉武帝 , 即位后穷兵黩武 , 又好神仙方士 , 大造宫室 , 挥霍无度 , 致使民力枯竭 , 寇盗并起 , 天下大乱。武帝晚年渐有所悔 , 征和年间 , 他驳回了大臣桑弘羊等人屯田轮台（今新疆轮台县）的奏请 , 决定“弃轮台之地 , 而下哀痛之诏”。他“深陈既往之悔” , 不忍心再“扰劳天下” , 决心“禁苛暴 , 止擅赋 , 力本农”。“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 , 以明休息 , 思富养民也”。⑤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晚年面对大厦将倾的危难局面 , 幡然醒悟 , 痛改前非 , 全面调整了国家的内外政策 , 不但使政权转危为安 , 而且也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唐代也有位皇帝在危难之时发过罪己诏 , 即唐德宗。此君即位不久 , 就先后有号称“四王”、“二帝”的几个节度使举兵反叛。公元783年 , 长安失守 , 德宗仓皇逃亡 , 被叛军一路追杀至奉天城。次年春 , 他痛定思痛 , 改年号为“兴元” , 并颁《罪己大赦诏》 , “分命朝臣诸道宣谕”。诏书中历数了自己的罪过后 , 说 : “天谴于上而朕不悟 , 人怨于下而朕不知” , “上累于祖宗 , 下负于蒸庶 , 痛心 ?面 , 罪实在予”。⑥此诏文字真挚动人 , 很有感召力 , 颁后 , “四方人心大悦” , “士卒皆感泣” , 民心军心为之大振 , 局势因而大变。不久 , 动乱即告平息。

北宋末年 , 宋徽宗也发过罪己诏 ; 时在公元1125年11月 , 金兵进逼东京的紧要关头。惊慌失措的徽宗听从大臣的建议 : “宜先下罪己诏 , 更革各种弊政 , 使人心悦 , 天意回”。⑦诏书也罗列了自己的罪过 : “言路蔽塞 , 谄谀日闻 , 佞幸专权 , 贪官得志。赋税竭生民之财 , 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 , 侈靡成风。”“追思己过 , 悔之何及！”⑧随后 , 又传皇位给太子恒（钦宗） , 自己当起了太上皇。于是 , 濒临灭亡的北宋又出现了一线转机。但好景不长 , 一年后 , 徽、钦二宗被金兵掳去 , 成为阶下囚。

在古代皇帝中 , 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 , 自然灾害很多 , “水旱累见 , 地震屡闻” , “冬雷春雪 , 陨石雨土”。他把这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 , 上干天咎 , 所以 , 不断自我反省 , 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 , 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 , 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了十四条罪状 , 条条都是原则问题。归纳起来 , 可分作七大方面 : 一是政治上“自亲政以来 , 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 , 因循悠忽 , 苟且目前。”二是对皇太后“子道不终 , 诚悃未遂。”未尽孝道 , 反使圣母哀痛。三是对诸王贝勒“晋接既 ? , 恩惠 緮鲜 , 友爱之道未周。”四是“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 , 用人“未能随材器使 , 以致每叹乏人” , “见贤而不能举 , 见不肖而不能退”。五是设立十三衙门 , 委用任使宦官 , “与明无异”。六是“国用浩繁 , 兵饷不足 , 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 , 未尝节省”。七是“朕性耽闲静 , 常图安逸” , “朕每自恃聪明 , 不能听言纳谏” , “既知有过 , 每日 ?责生悔 , 乃徒尚虚文 , 未能省改”。⑨顺治帝为自己罗列的14大罪状 , 应该说是够全面、够深刻的了 , 在盖棺论定的“自我鉴定”中 , 能进行如此彻底的自我批判 , 实属亘古第一人。

在古代帝王中 , 敢于罪己的还有一些 , 例如《诗经》中的《周颂·小毖》就是周成王的罪己诗 ; 《尚书》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袭郑惨败后的反省。限于篇幅 , 不再赘述。

帝王的《罪己诏》是通过罪己取悦民众 , 从而达到缓和矛盾 , 凝聚人心的一种统治权术。它折射着我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特点。以民为本是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核心 , “民惟邦本 , 本固邦宁” , “天视自我民视 , 天听自我民听” , “人无水鉴 , 当以民鉴” , 等等 , 都是古代治国之箴言。自古统治者都把民众作为国之本 , 把民心作为镜子 , 当作衡量统治活动的尺度。所以 , 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国家危难的时候 , 帝王就颁发《罪己诏》 , 藉此消除民怨 , 唤起百姓的同情心 , “使民心悦 , 天意回”。当然 , 《罪己诏》有着很大的欺骗性 , 但是 , 笔者认为还不能将其完全视作政治骗术 , 它的确也包含着帝王对自身过错或失败的反省 , 其中不乏深痛的忏悔 , 显现着一种对“德政”和成功的追求欲望。古人云 : 鸟之将亡 , 其鸣也哀 ; 人之将死 , 其言也善。综观帝王的《罪己诏》 , 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点启发的 :

首先 , 要坚持以民为本 , 以民心为己心 , 关心民众 , 维护民众的利益。古代百姓说 : “抚我（关心爱护我）则后（当君主） ; 虐我则仇”。这是今天每个官员都应该记住的。

其次 , 要修身慎行 , 不断改造、完善自我。子曰 : “吾日三省吾身”。《周易》曰 : “君子以恐惧修省”。乾乾夕惕 , 若履薄冰 , 时时处处反省自己 , 做一个好人 , 当一个好官。

其三 , 敢于正视错误 , 勇于改正错误。《左传》曰 : “禹、汤罪己 , 其兴也勃焉（勃 , 盛大之意） , 桀、纣罪人 , 其亡也忽焉（忽 , 迅速之意）。”这里揭示的不仅仅是古代帝王的个人行为 , 而且是一个政权兴亡的历史规律。中国***早就认清了这条规律 , 而且找到了适应这条历史规律的三大法宝 , 只要我们能够实事求是 , 密切联系群众 ,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 那么 , 人人皆可为禹、汤。反之 , 老子天下第一 , 专横跋扈 , 文过饰非 , 欺上瞒下 , 到头来只能成为桀、纣 , 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注释 :

①《左传·庄公十一年》。

②《册府元龟·帝王部》卷175。

③《尚书·商书·汤诰》卷七。简 , 审视之意。

④《吕氏春秋·顺民篇》。

⑤《汉书·西域传》卷96下。

⑥《旧唐书·德宗本纪》。

⑦⑧《宋史·徽宗本纪》。

⑨《清世祖实录》。

⑩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顺治帝的《罪己诏》是在他弥留之际 , 由皇太后授意大臣写成的。

⑾《小毖》是周成王忏悔自己轻信谣言 , 错怪了周公而作。毖 , 慎也 , 天下之事 , 当慎其小 ; 小而不慎后为祸大。

（成都市 , 邮编 : 610064）

（责任编辑 : 李春明）

〔作者简介〕倪道善 , 男 ,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秘书档案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为什么中国的历史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规律

古 今中外，一个国家的兴盛往往因为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领导。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他设立内廷，加强中央集权，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打击 匈奴，所谓“毕功于一役”。在现代，苏联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也是靠斯大林强有力的领导。集权体制的强大在于其严密，强大的组织 性。正因为此，它能够迅速的集中所有资源，调动一切力量，解决国家最紧要的问题。它能够使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迅速的崛起。所以说，“其兴也勃焉”。

《山 坡羊·通关怀古》中著名的一句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什么说兴的时候也是百姓苦呢？因为中央集权在利用一切资源解决迫切的问题时，必然牺牲普通 老百姓的利益。在《汉武大帝》中我们看到，虽然汉武帝取得了抗击匈奴的胜利，树立了强国的形象，但是百姓生活依然贫困。苏联迅速的实现了工业化，赢得了工 业强国的美名，但几十年过去了，人民生活依然没有显著改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绝大部分的资源来自于国内（英国崛起的时候，殖民地的剥削就属于另外一种 情况）。老百姓的财力都被国家集中，他们怎么可能富裕？因此，靠牺牲百姓的利益达到的兴盛并不是长久之道。

任何事物都要辩证的来看，集权体制的优点在某些情况下会转变为其缺点。

中国历代王朝的灭亡，无外乎下面几个原因：（1）外戚与宦官专权；（2）皇帝本身昏庸无道；（3）外部势力的介入。仔细分析一下，其实三者都是相通的。

外戚和宦官专权，为什么导致王朝的灭亡？因为这些人会发展其党羽，家族，利用他们的权势，圈得大量的土地，与民争利，最终形成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他们会不断的扩大国家财富的占有率，导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

当 皇帝本身昏庸无道时，必是奸臣当道。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正下梁歪是有的，从来没有上梁歪而下梁正的。于是导致整个官僚系统不是为百姓服务，而是 为自己集团的私利打开方便之门。所以说，当集权体制中的上层，利用其对下的权威性，严密的组织性，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奔波的时候，便是整个系统腐败的开始。

那么外部势力的干预呢？要知道，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取决于内因。下面以宋朝和清朝进行分析：

宋朝从建国初期，就一直面对着强大辽国的威胁，虽然宋太祖赵匡胤和他的弟弟都对辽作战，却始终没有取得胜利。关于这一点，我想到了两个地方，一是西 汉初期也是受到北方强大匈奴的威胁，但却最终能够打败匈奴。二是辽国虽然强大，但是最后却被人力物力财力远不如宋朝的金国打败。这是为什么呢？

首 先，宋朝的军事实力的确不强，因为宋朝吸取了唐朝灭亡的教训，不允许有拥兵自重的地方诸侯，所以才会有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其次，忠臣被杀。南宋时岳 飞抗击金国，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最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因为当时徽钦二帝囚禁在金国，如果打败了金国，迎回了老皇上，那么当时的皇上赵构怎么办？所以 他屡次提醒岳飞战和就行，可是岳飞偏偏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动不动就把迎回徽钦二帝挂在嘴边，所以赵构对岳飞的不满是早就有的。归纳起来，还是因为这些做皇 帝的为了保住其皇位不惜牺牲国家的利益，实质上就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那么清朝呢，首先，慈禧独霸朝纲，并且在她 看来，满人毕竟是满人，汉人只是奴才而已，当然不会把汉人的江山当回事。所以才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言论。其次，清朝奉行的闭关锁国政 策导致其军事实力与西方列强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因为它惧怕汉人与外部接触多了，思想开放了，从而会打破他们的奴化教育，再把满人赶走。听了清朝的那些史 话，我感到清朝的奴化教育的确高人一筹。如果不是列强入侵，中国恐怕还会继续沉睡下去。归纳起来，还是一点，统治阶级为了其私利。

所以说，集权体制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能够发挥它的长处，聚集所有力量战胜困难。同样的，当它的长处运用在为自己谋利益的时候，便走到了另一端。所谓“勃”，“忽”，都是迅速的意思，道出了集权体制的特征，也道出了帝国的悲哀。

在 一个朝代的中后期，社会矛盾已经比较激化了，但这时总有一两个皇帝执政时间长达几十年。我不禁想，如果在这几十年内励精图治，也许会挽救王朝的灭亡。我觉 得，在这个关键时期，王朝能否中兴，跟领导者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西汉中后期汉哀帝，即位之初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确实想干一番大事业，并且也打击了王莽 的势力。但是越干到后来越觉得阻力很大，于是锐气大减，干脆不干了，天天饮酒作乐去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武帝继位之初，也想干一番大事业，结果刚干了 几件事，就被以窦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打击了，但是他却没有消沉，而是养精蓄锐，积攒实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所以说，在社会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的时候，便是国家继续走向强盛还是逐渐走向衰亡的转折点。有志之士能够在一片歌舞升平中看到矛盾的存在，并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变法。

下面分析历史上有名的变法成败之因。

秦国的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并且最终奠定了秦统一天下的基础。但是在变法的过程中，不断受到贵族势力的阻挠，要不是秦穆公力挺商鞅，不知是何后果。在秦穆公死后，商鞅还是被顽固的旧势力残忍的杀害了。

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也是触动了很多皇亲国戚的利益。一开始宋神宗是鼎力支持的，但是到了后来却没能顶住贵族和皇族势力的压力，致使王安石两度被迫辞去相职。神宗死后，高太后临朝听政，一年间新法全部被废止。

戊戌变法。一开始就受到顽固势力的抵制和反对，最终失败。

从 三次变法可以看出两个共同点：一，变法的目的和措施都是为了富国强兵，并且从现在的角度看来，采取的措施在当时绝大部分都是对国家有利的；二，变法一定会 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并招致他们强烈的反对。变法的失败，会使既得利益者得到更多的利益，最终形成一个大的利益集团，并不断的扩大集团的私利，积重难 返，从而为王朝的灭亡埋下伏笔。成功的变法，必定损害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但能使国家重新走向强盛。并且，社会的进步始终需要不断的革新，因为事物本身就是 在不断发展的，矛盾也是在不断发展的。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上 我详细得分析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原因，最终的落脚点在“变法”上面。但还是没有摆脱“人治”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变法的成功需要付 出巨大的代价，而且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也证明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一次成功，也不可能次次成功，最终还是会陷入历史的循环。

好了，今天关于“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出自哪里 ”的话题就讲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出自哪里 ”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