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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海有什么特色呢?(疍家人的起源)

疍家民俗 疍家渔民,富有诗意的水上居民。他们以前大多居住在小舟上,以舟楫为家,舟小如疍,故称疍民。北海沿海大体有三类疍民,一是以采蚝捕鱼为生的蚝疍,二是以采珠为...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关于“疍家文化是什么”的知识。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我将相关资料进行了分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

广西北海有什么特色呢?(疍家人的起源)

广西北海有什么特色呢?

疍家民俗

疍家渔民,富有诗意的水上居民。他们以前大多居住在小舟上,以舟楫为家,舟小如疍,故称疍民。北海沿海大体有三类疍民,一是以采蚝捕鱼为生的蚝疍,二是以采珠为主、兼浅海捕捞的珠疍,三是以捕鱼为生的渔疍。

传统的疍民不愿上岸居住,有许多人在海边搭建大竹棚居住,俗称“疍家棚”。疍民性情豪放,热情浪漫,喜欢唱咸水歌和西海歌,但唱歌不叫唱而叫叹;婚丧仪式隆重,禁忌礼仪讲究。

每逢节假日,在北海一些沿岛区域或岛屿至今还会举办些疍家民俗风情文化表演,独特的疍家民俗独显着北海本土文化之魅力。

海上丝绸之路

据考证,早在秦汉时期,除了著名的陆路丝绸之路(从洛阳出发,途经中、西亚,抵达伊朗乃至罗马帝国)外,还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就在今天的北海合浦。

据《后汉书》记载,当年西域诸国与汉王朝交恶,阻断了丝绸之路的交通,天竺(今印度境内)、大秦(罗马帝国)等无法从陆路与中原交往贡献,只好转向海路寻找通道。当时的合浦港口陆路与海路都可与东南亚相通,更有灵渠沟通水路与中原内陆承接,理所当然成了海陆运输的良港。按照当时的说法是用合浦珍珠交换内地的丝绸,然后将丝绸运往今天的马来西亚半、印度西亚、斯里兰卡等国,形成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其实,还有泉州、广州、宁波等地都号称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到底哪一个才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还有待于历史学家的鉴定。

岛域风情

民风淳朴。历来没有小偷出没。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岛上没有菜市场,各家各户捕捞回来的鱼,如果吃不完,就放在岸边的海水里,随用随取。漫步在斜阳岛上,原始生活的情调会尽收眼底。

火山遗迹。和其它岛屿不同的是,涠洲、斜阳岛两岛均为火山口景观。火山口景观主要由火山口港湾、火山弹、寄生火山口、火山熔岩、冲击坑和放射断裂层构成。看火山遗迹,怀世道沧桑,旅游之暇会顿添几分诗人的怅然。

海上日出。这是人间难得几回见的壮丽景象。海天相连,落霞满天,每逢天晴日落,伫立涠洲岛巅,千里海天的绚烂景色尽收眼底。同时可观斜阳岛余辉全景,非常赏心悦目。

北海市因市区北面濒临海而得名,始见于清康熙初年,清嘉庆年以来沿称为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辟为通商口岸。1949年12月4日解放,当时为镇,归合浦县管辖,1951年1月改为广东省辖市,同年5月委托广西省领导,1952年3月正式划归广西,1955年5月重归广东,1956年降为县级市,1958年降为合浦县北海人民公社。1959年改为县级镇,1964年恢复为县级市,1965年6月又划归广西。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旅游对外开放城市。1983年10月恢复为地级市。1984年4月被国务院确定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1987年7月1日合浦县划归北海市管辖。

疍家人的前世今生

说起疍家人,也许有很小伙伴可能会想到广东卫视经常播的电视剧“七十二家房客”里的兰姨。

兰姨在剧中十分忌惮自己的疍家人身份,别人提起她的身份时总是十分躲闪。

那疍家人的身份为什么会让身为疍家人的人那么忌惮呢?

疍家文化又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什么的影响呢?

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接着往下看吧!

关于疍家人的身份谜团

有研究学者认为“疍民”是古越族的后代,主要从事沿海港湾的渔业和水上运输,他们祖祖辈辈浮家泛宅,与水为伴,长期与风浪搏斗,被人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 航海家 。解放前他们因为常年漂泊海上,又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

对于疍家人的来历,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疍家人是原居住于陆地的汉人,秦朝时期被官军所迫,逃入江河海上居住,以捕鱼为生,此后时代传承。

从 元朝 到 清朝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疍民备受欺凌,他们没有部落,没有田地,以海为生。岸上的原住民规定“疍民”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科举的名册中也从来没有“疍民”们的名字。官府也不把流动渔民入册,是没户籍的。新中国成立后,疍民才陆续上岸定居。

史家之偏见不亚于三姑六婆,很多旧时的史学家他们认为疍家人不过是打鱼的人,没有知识的下等人,以致疍家人有历史而缺乏记载,纵然冒出英才,亦是遭受重重埋没。

直至近世,才有两位大放异彩,一位是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 ,另一位是宋子文的哈佛同窗、传说中宋美龄的初恋男友、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 广州市长刘纪文。

(图一为冼星海 图二为刘纪文)

关于我们身边的疍家文化

广府地区的岸上人傲傲然而不自知,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颇受疍家人的影响。

首先是广州话。当代学界有共识,确认广州话的源头乃中原古汉语和岭南古越语的融合。这判断固然没错,但失诸笼统,例如跟广州话风马牛不想及的粤北瑶语亦是古越语嫡传者也。前引古人王勃的说法倒是丁丁卯卯:融成广州话的“古越语”,特定地唯疍家人所操的那一系。

其次, 吃蛇 、 吃鱼生 、 炒田螺 、还有经典的广式早茶必不可少的 艇仔粥 、旧时期长久流行的 薯莨布 、广府曲艺不无其元素渗入的咸水歌,乃至跟骑楼有明显渊源关系的疍家传统建筑“干阑”,岸上人也从疍家艇里照搬不误。

(艇仔粥)

此外,明代南海县籍大诗人孙蕡在其《广州歌》中细致入微地写到:“疍娘头上微风过,勾尽游人是鬓鸦!“一斑足以窥见全豹,对疍家女性自成一路的美学实践,岸上的人会不会因耳濡目染而”见贤思齐焉“?中原古移民对疍家人的历史性贡献,或许就是”疍家“这个称谓本身。

疍家人一步一脚印,成为了现在拥有着独特文化的习俗的群体。让我们期待疍家历史的新进程吧!

END

文字? |? 来源网络

编辑? |? 莎士比亚说? 郭郭

疍家女是什么意思

疍民,是对在沿海港湾和内河上从事渔业及水上运输,并以船为家的水上居民的称呼。

疍民不但较少重男轻女思想,反而有些重女轻男的传统。在家庭中,不论对内对外,女主人较之男主人有着更大的权力,诸如家庭经济

的掌管,家中要办某些较重要的事情,生产劳动的安排、购置物件、儿女婚事以及对外交往等,都得由女主人拍板决定。

重女轻男的思想,还体现在称呼上:把少女称为“疍家妹”,把年轻媳妇称为“疍家仔”,把老年妇女称为“疍家婆”;而对男人的称呼,则不分老少,流行的称呼为“疍家佬”。对以船(艇)为家的船,统统被称为“疍家婆船(艇)”而不称“疍家佬船(艇)”。

疍家人的起源

关于“疍家”起源的N种说法:

疍家人,清光绪《崖州志》称为疍民。“疍民,世居大蛋港、保平港、望楼港濒海诸处。男女罕事农桑,惟辑麻为网罟,以鱼为生。子孙世守其业,税办渔课。间亦有置产耕种者。妇女则兼织纺为业。”

疍民即水上居民,因像浮于饱和盐溶液之上的鸡蛋,长年累月浮于海上,故得名为疍民。疍民据人类学家考察分析,证实不属于一个独立民族,而是我国沿海地区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属于汉族。疍民祖籍多为阳江、番禺、顺德、南海等县的水上人家。现在主要分布在广东的阳江、番禺、顺德、南海,广西的北海、防城港,海南三亚等沿海地区 。

一般把生活在水上以打鱼为生的小渔民家庭为“疍家”,他们没有大船,无法远航,只能在近海捕鱼。渔港里也没有他们的一席之地。退潮时,他们下笼下网,捕些鱼虾。生活随着潮汐变化而变化。

关于“疍家”的起源,其中一种说法来源于早前他们居住的舟楫外形酷似蛋壳漂浮于水面;另一种说法是因为这些水上人家长年累月生活在海上,像浮于海面的鸡蛋,所以被称为“疍民”。而疍家人自己则认为,他们常年与风浪搏斗,生命难以得到保障,如同蛋壳一般脆弱,故称为“疍家”。有研究学者认为“疍民”是古越族的后代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解放前他们因为常年漂泊海上,又被称为海上的“吉卜赛”人。

对于疍家人的来历,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大部分研究者认为疍家人是原居于百越人。历史学者罗香林认为“水上人”就是越族后裔。然而,疍民也不一定是单纯的民族,可能在历史不同时期融合了不同人群。

还有说法疍家人源于成吉思汗的蒙古族。元朝末年,战乱不断,许多蒙古族士兵被迫南下。当他们流浪到南方沿海时,为当地人所不容,有一批人做了海盗,在附近抢掠为生;而有一批人只得在船上漂泊,以捕鱼为生。

根据沙田疍家文化博物馆提供的旧显示,从元朝到清朝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疍民备受欺凌,他们没有部落,没有田地,以海为生。岸上的原住居民规定“疍民”不准上岸居住,不准读书识字,不准与岸上人家通婚,科举的名册中也从来没有“疍民”的名字。

疍民在很多不明故里的人眼里是被欺凌者的代名词。但正是这样一个弱势族群,用自己勤劳的双手,用简朴的智慧围海造田,造出了滩涂沃野,创造了咸水种植方法,修筑海边基围养虾种植莞草,把陆地从海中一点点“围”出来。

由于靠近大海,大风大浪让疍民的生存时刻受到威胁。打鱼也很难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于是,一部分疍民开始向岸上悄悄发展,演变成为具有新的生活方式的“两栖疍民”。

为什么说疍家人是贼蛋家人为什么不能上岸为什么不喜欢

疍家是广东、广西和福建一带一种以船为家的渔民。由于疍家民系文化主要依存于渔业活动,疍家上岸地区又分别属于客家地区和莞宝地区,疍家人人数很少且融入当地的客家文化和莞宝文化中,因此,疍家民系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中。

福州有哪些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

福州疍民群体文化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趋同于汉文化,而构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很多方面,但主要是表现为移民融合与通婚汉化、文化渗透与制度强制、疍民社会地位角色的变迁等。

“疍民”,是古书上对水上居民的称呼。疍民(蜑民)这一称呼由来已久,“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蜀,北接上庸。其属有奴、獽、夷、蜑之蛮。”这是历史上对疍民的最早记载。而福州疍民历史亦悠久,他们多是生活在闽江流域中下游及出海口区域的水上居民,又被福州话俗称其为“曲蹄”或“科题”。学界一般认为,闽江流域的“疍民”,最早应源于汉晋时期福建闽越土著。在中国历史上,疍民一直是个特殊的群体,他具有与其他所有民族的不同特点,即是以船为家的水上族群。在历史上,疍民遭受到了各种歧视和剥削偏见,其社会地位角色极其低微,历史上关于福州疍民及其相关的史料记载相当有限,《隋书》、《北史》、《太平寰宇记》、《藤山志》、《闽都别记》、《三山志》及民国时期的《福州疍民调查》等历史文献史料均对福州疍民进行一定的记叙。在学术界,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对福建福州疍民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有陈碧笙《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起源、特征及是否少数民族诸问题》、韩振华《试释福建水上居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蒋炳钊《疍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林蔚文《福建疍民名称和分布考》、杨济亮《福州疍民考略》、刘传标《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等都对福州疍民作了专题探讨研究 。

在古代社会,福州疍民形成并在一定程度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清代的《闽都别记》中描述“曲蹄”,即福州疍民,形成了一个与汉文化反差相当大的、概念化、符号化的疍民文化现象。如在道德品性上,“曲蹄”是自私自利、贪图小恩小惠、见利忘义;在待人接物上,他们冷漠无情、自我封闭、自我保护,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上,他们的子女“不待呼唤,该来接客才是”,不能“自称小生”;在社会心理上,他们与来自鬼怪世界的危险有关,等等。这些可以充分反映福州疍民“曲蹄”文化与中原北方汉文化的差别之大,反映前者的明显特殊性。但在了解当今社会福州地区的疍民情况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了今日“曲蹄”的生活形态、心理状态等各个方面与福州地区的“汉人”表现的并无特差,显然,这与历史史料上所记载的福州疍民的文化状态、生活形态、心理状态等表现得为汉民族文化所同化,即逐渐趋向“汉化”。鉴此,本文欲就福州疍民的“汉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在学术界里,“汉化”一词用法颇有争议,当今学界对“汉化”词义本身的解释和讨论已寥寥无几,而对“汉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中国人民大学祁美琴教授在其《关于十年来“汉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考察》一文中比较典型地概括了“汉化”一词的深层次的涵义:“汉化”是指改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使该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都同化于汉族。这里的汉族是指北方中原文化群体。历史史料记载,福州疍民“愚蠢不谙文字,不记岁年”,所描述的福州疍民文化状态是还不懂得文字表达这一原始现象,表现出了其自身文化发展明显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唐刘禹锡云:“闽有负海之饶……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 “家桴筏者”即是指水上居民,即疍民,这说明了在福州地区的疍民有形成自己的语言。疍家的风俗习惯与汉文化风俗习惯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异处,闽江流域的疍民是一支古老而源流多元的群体,所以其也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习俗形态。刘传标在其论著《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一文中,指出了福州疍民文化习俗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可窥其闽越传人特征:“以舟为居”,“干栏式民居”,“跣足不冠”,“生食水产品习惯”等等。而福州疍民的心理状态也与中原北方汉人的有着一定的差别。疍民由于其生活的空间、地理环境相对较封闭等客观因素,心理状态与陆上居民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的隔膜。因此,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福州疍民的群体文化是不同于中原北方汉文化的。而在当今社会,在闽江流域依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疍家人,但是这些疍民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已基本与福州人同化了,表现不出明显的异样性或特殊性,福州疍民已几乎完全为汉文化所同化了,但这一“汉化”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本文欲对福州疍民的“汉化”问题进行初涉地探析。

同历史上其它少数民族的传统汉化历程相比,福州疍民的“汉化”现象既有其独特之处,又有这某些共同的特点,如历史上诸异族群体的“汉化”一般都表现为移民融合、通婚、文化渗透、制度强制、社会地位角色的变化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上,福州疍民的“汉化”表现得也不例外。

一、移民融合与通婚汉化

历史上最早关于水上居民的记载是晋代的《华阳国志》,而历史上对福州疍民的最早记载是在隋朝时期,“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即福州)”,在隋朝时,福州地区就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疍民生活存在,而且大多数是“为亡命”,可以知道,在战乱时期,包括汉人在内,一部分人为了逃避战乱,顾全性命,成为了福州疍民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也反映了早期的移民存在,这些移民与其它来源的疍民一起,成为了闽越土著居民的组成部分。《史记》有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在汉晋南北朝时期,闽越地区被中原势力所征服,在闽越地区的土著居民被迫迁徙到“江、淮间”,闽越地区出现人烟荒芜的同时,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原汉人也不断南迁,汉文化开始在闽越地区传播。而由于这一时期生活在陆上的居民也被迫北迁,所以仍生活在闽越地区的居民则大多数是生活在水上的疍民。因此,这一时期中原汉人移民到了闽江流域后,与福州疍民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虽然在此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某种文化抵制现象,但是通过移民,通过融合汉化,汉文化已初步影响到生活在闽江流域的疍民文化。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北方战乱,“江东衣冠右阻”“八姓入闽”,又有大批汉民避乱南移,其中的一部分就定居在闽中地区,闽江流域疍民群体的原始文化受到了艰巨的挑战。中原汉文化的输入往往会对福州疍民的原始习俗、制度和文化形态产生一定程度的征服和挑战。

中原北方汉人向闽中地区的迁徙、定居,开始了汉人与疍民的融合过程。而这种融合更加表现为通婚汉化的过程。通过汉族与异族之间的通婚,是推动汉文化传播发展的最便捷途径,唐景福三年,汉人王潮、王审知率领三千部队入闽,由闽南攻打福州后,这三千士兵驻扎在福州。王审知为立足福州,安定福州,采取了“汉蛮联姻”以缓和民族对立。福州土著疍家女被迫与汉人士兵通婚联姻,从而是汉文化与疍家文化进一步融合,并逐渐趋向汉化。这是中原北方汉人通过“通婚汉化”对福州疍民迁移、传播甚至灌输其汉文化的典型史例。

二、文化渗透与制度强制

中原北方地区的汉人迁徙到闽越福州地区,推行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典章制度于福州土著,尤其是当时占福州土著大多数的疍民。

汉文化从文化领域对福州地区的疍民群体进行渗透,表现得较为显著。以福州的闽江口地区的疍民为例,唐朝时期,该地区的疍民甚多,如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就认为“唐代福建境内的土著少数民族人口应该超过汉族人口”,而唐朝时期在闽越地区较大多数的“土著少数民族人口”是属于疍民身份,可见唐时该地区的疍民数量之多。而“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陵、细陵等,并授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唐朝政府通过这种招抚的办法对闽江流域的疍民进行思想文化的“唐化”,目的是为了是这些疍民“不为寇”。从而保证了海疆的稳定,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这里既是文化渗透的手段,又有以制度强制的意味。为了使闽江流域的疍民归顺朝廷政府,政府通过利用汉文化对前者的渗透,使这些疍民逐渐地被“唐化”,而“不为寇”。 “授骑都尉”,这已上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制度的规定强制疍民归顺汉文化,归顺朝廷政府。“贞观十年始输半课”,说明唐朝已经对这些归顺、被招抚的疍民施行了租税制度。而这些疍民既然已经被招抚了,就别无选择地要去接受这些文化、制度和政策,从而逐渐推进其自身的“汉化”进程。因此,不论是从文化渗透还是从制度强制方式来看,中原北方的“汉文化”对福州疍民的文化影响和制度影响,使福州疍民原始的疍家文化进一步淡化,而不得不去吸纳、接受来自异地的汉文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原北方政府对闽越福州地区的疍民推行“汉化”政策,可以方便统治者对海疆边防的控制,提高中央集权的统治力,从而能够合理地把海洋土著、疍民纳入其政治结构中去。

三、疍民社会地位的变迁与其“汉化”

疍民的社会地位历来都是极其低微,福州地区民间较为流传的“骂语”、“咒语”都与疍民有关,如“好个‘曲蹄瘟’”,“鬼穿人皮变曲蹄婆”,“曲蹄贪食,不来报知”,“疍家贼”“疍家妓女”“疍妇卖*为生”等之类的话语都要与福州疍民“曲蹄”联系起来。而历朝政府也为了方便管理,把疍民同其它弱势群体一起被列为贱籍,因此,在古代疍民“曲蹄”几乎与贱民等同在一起,受到了世俗的普遍歧视和偏见。

自有明一代以来,各朝政府出于诸方面的考虑,逐步取消了疍民的贱籍身份,尤其是入清以来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雍正七年颁上谕准疍户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下旨对疍民“解放”:“凡无力之疍户听在船上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并令有司劝令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加田为务本之人。”政府已经把疍民与齐民对等,允许疍民上岸居住、耕作。虽然当时疍民的生活水平仍较为低下,但在较过往历史已经有巨大的变化。疍民的社会地位可以与齐民相媲比,又可以在岸上居住,从而可以摆脱其在水上居住的艰苦条件,原本的生活形态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变化,并逐渐与陆上居民的生活形态演化靠拢,从而进一步推进其汉化进程。如乾隆年间,颁发上谕“……准其(疍民等)报捐应试”,使疍民进一步接触汉文化,吸纳、接受汉文化,而允许疍民报捐应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疍民与其它人群同等对待了。但在实际上,清朝对疍民的“解放”是很不彻底的。正是因为疍民的社会角色地位“解放”的不彻底性,民国时期,福州疍民又曾几次请愿咨议局,请准与平民平等。民国元年孙中山下令“开放疍户堕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福州闽江流域的疍民再次请愿要求“疍族复权”,“……亦有人民一律平等之规定,其不能独外于疍族也明矣”,反映了包括福州疍民在内的“贱民”的平等意识的觉醒。

因此,从福州疍民社会地位的变迁这一角度而言,一方面,福州疍民的社会地位上升既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又是自有明以来各朝统治者调整其政治经济政策,图求进一步维护其统治利益的结果,这一变化客观上是为疍民群体所接受;而从侧面观之,疍民能够接受其社会角色地位的变化,能够顺服统治者的政策制度规定,自觉要求平等,也是反映了疍民对先进汉文化的仰慕,要求与全国平民地位平等,要求“汉化”,甚至要求其“封建化”的愿望。因此,福州疍民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从原始的“贱民”逐渐演化成后来的“与齐民平等”,是其逐渐地加深汉化的过程体现。

四、福州疍民汉化的表现

中原北方汉人通过移民融合、通婚汉化、文化渗透、制度强制和提升疍民的社会角色地位等途径对福州疍民推行其汉文化,使后者逐渐地淡化了其自身的原始文化、生活习惯等,在此基础上又不得不吸纳、接受汉文化,融合于汉文化,从而在民族归属方面产生某种意义的文化认同,逐渐演化成为今天的福州人的一部分。《闽县乡土志》云:“本境(闽县)内无他种人,止有疍族”,可见当时的疍族之多,而这 “疍族”在面对汉文化渗透,利用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抵制的同时,又或被动,或主动地吸收汉族群体的文化因素,丰富和调整自己的文化形式和生活习惯。而以上几个因素对疍民“汉化”影响最大无疑是移民融合,疍民与移民长期共处,在抵制与反抵制之间最终顺从了移民的原本文化传统,不得不服从“汉化”。

五、余论

综上所述,疍民在学习、吸纳、接受以至认同汉文化的同时,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疍族异于其它群体的特色部分,但其发展的主流是对汉文化的认同,福州疍民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是疍民逐渐“汉化”的过程,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从宏观而言,如果一定要把文化分出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疍家文化较之于汉文化显然是属于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终究要服从于先进文化,或是主动自觉吸纳、接受先进文化,或是后者对其强制推行,这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势(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疍族文化也影响到汉文化的发展变化),福州疍民对汉文化的依赖是顺应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由选择,因此福州疍民的“汉化”历程是其自身历史前进发展的体现,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从文化角度而言,不同层面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存在对等的关系,处于下风的文化要吸纳、学习处于上风的文化优点,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历史上,福州地区的疍民较为广泛地吸收汉族社会的文化因素,学习、借鉴汉文化的长处,以丰富和调整自身的文化形态和内容,提高其文化内涵水平及社会地位角色,而这一过程又往往是表现为对汉文化的认同,顺服于汉族统治的过程,是以一定的代价换取其历史进步、社会地位提高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较之于疍民文化所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这种代价显然是轻微的,福州疍民群体也只能通过对汉文化的认同这一途径,才会逐渐地顺应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潮流。

什么叫胥家文化

应该是写作“疍家”。

疍家,汉语拼音:dàn jiā

旧时分布于珠江下游各支系的水上居民、流动渔民称作疍家人。

疍家的起源已无可考查,一说是广府、客家等珠三角汉民系到达珠三角的早期南方汉族人;一说是古越族或古黎族等南方水上民族受陆上民族排斥,多年来漂泊于海上形成的一种特殊民体。它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而是我国沿海水上居民的一个统称,乃属汉族。

疍家,这一称谓有人认为是因为疍家人常年以舟为家,生活在海上,如蛋壳漂泊于海面,所以称为疍家;也有人认为疍家人常年在海上与风浪搏斗,处于险恶的生存坏境,和独特的谋生手段,生命无保障,如同蛋壳般脆弱,故称为疍家。

疍家人的婚礼疍家人主要从事沿海港湾的渔业和水上运输,他们祖祖辈辈浮家泛宅,与水为伴,长期与风浪搏斗,被人称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也被人称作“疍家贼”,因在海面漂泊,又被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解放初还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少数民族。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发军50万征服岭南,中原人首次大规模进入珠三角;以此为契机,秦都尉赵佗在这片地面上建立了南越国。赵佗实施“和集百越”国策,大批越族首领在朝廷当上高官,越族人是南越国军队的基本兵源。汉武帝年间,在因南越叛汉而引发的战争中,南越国覆亡。为避汉军镇压,成千上万越族人逃窜江河,过起浮家泛宅的生活--这批自我放逐者的后裔便是后世疍家的主体,他们最显著的生活特征乃是终生以艇为家。

古籍对疍家的零散记述不绝如缕,可稽的最早文字见诸唐初著名诗人王勃路过广州时,在为六榕塔撰写的碑记中提及:“方言犹操蛮音,以邑里犹杂蛋夷故也。” 句中“蛮、夷”二字表明,在早期定居于广州的中原人的观念里,土著疍家乃是异类。以前的疍家人受不到陆居居民的认同,官府也不把流动渔民入册,是没户籍的,等同野生野长,死后不准在陆地埋葬,只好葬在沙滩形成的沙岗地带,一些沙坟逢大雨后,尸骸抛露,野狗争食,惨无人道。

有沙田民歌唱:沙田疍家水流柴,赤脚唔准行上街,苦水咸潮浮烂艇,茫茫大海葬尸骸。

由此之故,疍家素被岸上人蔑视,诸如不准穿鞋、不准建屋、不准与岸上人通婚等等,其制约力强似官规。

史家之偏见不亚三姑六婆,以致疍家人有历史而乏记载,纵然冒出英才,亦遭重重埋没。迨至近世,才有两位大放异彩,一位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另一位是宋子文的哈佛同窗、传说中宋美龄的初恋男友、上世纪30年代前期的广州市长刘纪文。 广府地区的岸上人傲傲然而不自知,其实他们的日常生活颇受疍家影响。

首先是广州话。当代学界有共识,确认广州话的源头乃中原古汉语和岭南古越语的融合。这判断固然没错,但失诸笼统,例如跟广州话风马牛不相及的粤北瑶语亦古越语嫡传者也。前引古人王勃的说法倒是丁丁卯卯:融成广州话的“古越语”,特定地唯疍家人所操的那一系。

其次,吃蛇、吃鱼生、炒田螺、艇仔粥、旧时长期流行的薯莨布(罾布)、广府曲艺不无其元素渗入的咸水歌,乃至跟骑楼有明显渊源关系的疍家传统建筑“干阑”,岸上人也从疍家艇里照搬不误。

此外,明代南海县籍大诗人孙蕡在其《广州歌》中细致入微地写道:“疍娘头上微风过,勾尽游人是鬓鸦!”一斑足以窥全豹,对疍家女性自成一路的美学实践,岸上人会不会因耳濡目染而“见贤思齐”?

中原古移民对疍家人的历史性贡献,或许就是“疍家”这个称谓本身。“疍家”原为“蛋家”。“蛋”,其发音源自古越语,证据是,同为古越族后裔的壮族人,至今仍在壮语中把小船叫作ding。

最早南来珠三角的中原人,称业已舟居的越族人为dàn,dàn乃ding的讹变。越族人没有文字,中原人依照替“蛮夷”创造合体字的思维定势,把dàn 表字为“蜑”---“延”是声旁(有如诞生的“诞”),侮辱性的“虫”是形旁。这个字使用了很长一段时期,因其冷僻,后来换作同音而常用的“蛋”。至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学术界在论及相关问题时,仍沿用这个“蛋”字;而在大陆地区,有关部门考虑到“虫”作为合成字形旁的负面影响,于1965年出版的《新华字典》中把相关义项的“蛋”规范化为“疍”(按,“疍”本是“蛋”的坊间俗写)。至于作为词尾的“家”,从来是地道中原语,指某一类人。由是,“疍家”的本意为“居住在小船上的那类人”。

直至上世纪50年代,广州珠江两岸仍然泊满成群结队的疍家艇,其壮观阵容堪称广州一景,但现今的广州年轻一代已不知疍家为何物了。因为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社群类别的广州户口疍家10万之众已上岸定居,分布在大沙头三马路、滨江东路以及南岸路,跟岸上人融为一体。

不过,疍家曾存的影迹却兀自忽闪在些许我们常挂嘴边的粤俗语里。 一句是“疍家鸡,见水没得饮”。疍家也吃鸡养鸡,但只能关在笼子里养,那鸡整天望得见笼外绿水满江,却无法啄饮。如此情状,有似世代望岸兴叹的疍家人。这句俗语,本意在于比况人们对自己所期冀的事物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奈,但其喻体却道尽昔日疍家的心酸。

还有一句是“拉人夹封艇”(拉:捉拿;夹:兼上)。这是粤中民间对官府执法过程的诙谐概述。犯了罪案,当事人被拘捕,象征涉案财产的居屋被封存,这不奇怪;怪却怪在这话为何不说发生在岸上的“封屋”,而偏说相对比例要小得多的发生在江河上的“封艇”?无他,这古怪概述凸现出当时社会观念对疍家根深蒂固的歧视与偏见。

粤俗特信鬼神,此风疍家尤烈,盖因舟居危险,禁忌多多故也。疍家怕水鬼寻替身,见人溺水每每袖手,不敢搭救;疍家认为妇女身体污秽,不许妇女跨越船头;疍家惟恐覆舟,吃鱼时那条鱼在碟子里摊着直到两侧鱼肉吃光也不可把鱼身翻转;汤匙搁在桌面不可让匙背朝上……疍家的诸多禁忌统称“棹忌”,盖棹乃行舟同义语也。“棹忌”这一疍家独创的特殊俗语,为岸上人所接受,融入粤方言主流,泛指生活中的“不妙”、“麻烦”、“糟糕”。

广西北海有什么特色呢?(疍家人的起源)

好了,今天关于“疍家文化是什么”的探讨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能够对“疍家文化是什么”有更深入的认识,并且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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