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的故事分别是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六个人的故事）

最近有些忙碌，今天终于有时间和大家聊一聊“管夷吾的故事”的话题。如果你对这个领域还比较陌生，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为你而写的，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的故事分别是什么？

1、舜：曾是农民，后为古代古代帝王。

2、傅说：商王武丁的大臣。因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地方从事版筑，被武丁起用，故以傅为姓。　傅说从政之前，身为奴隶，在傅岩做苦役。那里是虞、虢两地交界之处，又是交通要道，因山涧的流水常常冲坏道路，奴隶们就在这里版筑护路。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无从施展。

3、胶鬲：在地方从事版筑，被武官启用。

4、管夷吾：早期的个人奋斗是不顺的：经商赔本、做官被逐、打仗败北、辅佐公子纠沦为阶下囚。但是这些磨难正丰富了他的阅历，磨练了他的意志，积累了他的处世经验，提高了他的政治素质，于是才有了他后来的抓住机遇，一举功成。

5、孙叔敖：杀两头蛇

6、百里奚：五羖大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原文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译文舜是从农耕的田野中被发现的，傅说是从泥水匠中被选拔出来的，胶鬲是从鱼盐贩子人中被选拔出来的，管夷吾从狱官手里释放出来并加以任用的，孙叔敖从隐居的海边被提拔上来的，百里奚是从集奴隶市场被赎出后加以重用的。　　

所以上天将要降临重大责任在这个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经受饥饿而体肤消瘦，使他缺乏钱财、受贫困之苦，使他所行不顺，做事错乱，用这些来使他的内心受到震撼，使他的性格坚韧，增长他过去所没有的才能。　　

人常常犯错误，这样以后才会改正；心意困惑，思虑堵塞，然后才能奋发；（心绪）显露在脸色上，表达在声音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一个国家内）如果没有执法的大臣和辅佐君主的贤士，国外没有与之相抗衡的国家和外患的侵扰，这样的国家常常会灭亡。 ? 这样以后可以知道，忧虑患害使人发展，安逸享乐使人灭亡。　

概括齐桓公称霸、城濮之战、江南争霸、长平之战的过程，要分开

齐桓公称霸

公元前685年，齐襄公死，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治齐，使齐国的社会、经济更有飞速的发展。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或称敬仲，齐颖上人，桓公称他为仲父。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纠败，召忽死，而管仲由其好友鲍叔推荐给齐桓公为相，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

面临着齐襄公遗留下来的残局，管仲在内政上首先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国语·齐语》韦昭注）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个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所谓“定民之居”就是使公社农民都有自己的固定居住地区，不能随便迁徙流动。所谓“成民之事”，就是士、农、工、商“四民者勿使杂处”，“使（士）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因为这样才能使公社农民各有所务，“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数，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才能使他们的子孙“恒为士“、“恒为工”、“恒为商“、“恒为农”。管仲就这样发挥了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原则，纠正了由于社会变动而带来的四民流动杂处，重新固定生产活动以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使公社继续成为一种基层组织，加强对公社农民的控制。

在这个基础上，管仲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戎”、“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在这样的组织情形下，“春以搜振旅，秋以狝治兵。是故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管仲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管仲在政治上也要齐桓公“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所谓“修旧法”，是整饰旧制度的意思，“业”，韦昭注云：“犹创也”，颇是，指注入符合新时代的新内容。这样，管仲就为自己能够在较大辐度内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向法治方向跨出可喜的第一步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他要“慎用其六柄”（《国语·齐语》），六柄就是“生、杀、贫、富、贵、贱”（《国语·齐语》韦昭注）。“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当然就不是一味的接受，而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史记·管晏列传》）。“柄”，是后代法家的很重要的集权观念。“六柄”，约而言之，就是赏罚“二柄”，即生、富、贵是赏；杀、贫、贱是罚，《韩非子》中就有《二柄篇》。“六柄”的加强，也就是君权的强化，开始了国君集权的序幕。管仲如何择旧法而慎用六柄，《史记》、《国语·齐语》没有记载，但姜齐曾转述管仲之言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见怀思威，民之中也”，并且说是“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稗辅先君，而成霸法”（《国语·晋语四》）。由此可见，管仲虽尚不可能制定或公布“峻法”，但能使民“畏威如疾”，当是管仲“严刑”的结果。如果承认“严刑”自管仲起，所谓“法家”也当自管仲见其端倪。

管仲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经过君主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訾相”（《国语·齐语》韦昭注）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井田制度虽然没有解体，还实行着“井田畴均”的生产方式，但已采取了“相地而衰征”（均见《国语·齐语》）的政策，即按土地多少、土质好坏而征收赋税。这是促使生产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

对于工商业，管仲在“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的同时，还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齐语》），把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这样就几乎把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中。他还主张“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檄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轻重鱼盐之利”和“徼山海之业”是否就是汉代盐铁官卖的滥觞，现在虽无可征信的材料，但从《管子》书中管仲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耳”的“山海”就是铁和盐看来（《管子·海王》），当时可能已经有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此外，他又设轻重九府，采取铸造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施，使齐国积蓄了雄厚的经济力量，具备了争霸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春秋初年，各国的对外政治，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关系：一是华夏对夷狄，二是诸侯对周天子，三是诸侯对诸侯。齐桓公稳定了国内的局势后，便积极开展对外活动。他首先拉拢宋、鲁两国，接着把郑国也争取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这时，戎狄势力很盛，对华夏族的一些小国有极大的威胁。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狄伐邢（今河北邢台），前660年，狄又破卫（今河南淇县），卫人连夜弃城而逃，逃过黄河的只剩七百三十人。桓公把他们和共邑（今河南辉县）、滕邑的人集中在卫国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总共只有五千人。齐于是出兵救邢存卫，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这就是《左传》闵公二年所说的“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在狄人伐邢的战争爆发时，管仲极力谏言，明辩华夷，促齐出兵相救，说：“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左传》闵公元年）。在古代，各族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存亡的大事，而当时华夏族内的利害冲突，减弱了其对戎狄的抵抗力量。面对这种危机，管仲提出了“同恶相恤”和“诸夏亲昵“的号召，使齐国联合了华夏各国，击退了戎狄的进攻，把一些小国从戎狄的蹂躏下拯救出来，从而提高了齐国在中原的威信。

南方的楚国，从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她的文化以湖北江汉平原为中心，北到河南南部，东到安徽中部，南达湖南的资兴、郴县一带。其国都初在丹阳（今河南淅川县），1978年到1979年在淅川县丹水下寺发现了一批春秋中期的楚国贵族墓葬。在下寺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长九百米、宽四百米的古城龙城，可能就是楚国的初期都城丹阳。楚文王元年（公元前689年）迁都到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其古城遗址比丹阳龙城规模宏大，东西长九里，南北宽七里，面积达四十八平方里。楚在周初，本己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楚国西部的群蛮、百濮、卢戎都被她征服，淮水流域的舒（在今安徽舒城）、六（在今安徽六安）、寥（在今安徽霍邱）和舒鸠、舒庸等也都先后为楚所灭。比较强大的徐（在今安徽泗县）也服属了楚。周朝封于汉水以北的“汉阳诸姬，楚实尽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以，周平王东迁后就于申、吕、许布防，以阻楚国北侵。但是，楚文王时，楚灭了申、息、邓诸国，攻入曹国，伐黄和郑，其势力逐渐向黄河流域扩展。这时，由于齐国开始强大，所以一向臣属于楚的江、黄等小国转向于齐。楚当然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连年伐郑，以此对齐施加压力。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齐、朱、陈、卫、许、曹、鲁等国军队攻伐追随于楚国的蔡国，蔡溃败，齐于是伐楚。当时楚也很强，而且不肯向齐示弱。最后，双方结盟于召陵（今河南邱城）。齐国这次虽然未能把楚国压服，但是还是暂时挡住了楚国北进的势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后，事实上楚国承认了齐在中原的霸主地位。齐桓公安定了周王室后，为了巩固这一胜利，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在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召集鲁、宋、卫、郑、曹等国开会，周襄王也派周公宰孔参加，赏赐祭肉给桓公，并且附带一个命令说：“以尔自卑劳，实谓尔伯舅无下拜，”而管仲却跟着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均见《国语·齐语》）。君之为君，臣之为臣，就是据礼而有的，如果齐桓公不尊守礼的规定，使天子不尊，诸侯也就可以效尤，也不尊守礼，那么桓公的地位也就难保了。无怪桓公闻管仲之言而惧，结果还是下拜接受祭肉。桓公尊王，诸侯也得尊王，因此桓公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国语·齐语》说：“诸侯称顺”。通过这次盟会，齐桓公遂成为中原霸主。霸者，亦作伯，《一切经音义》卷二引贾逵曰：“霸，把也，言把持诸侯之权也。”

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之际，霸者之出，则是一件大事。但是，霸者的本义却不仅止于抵抗北方戎狄和南方的楚国。齐桓公霸政的根本精神，主要在于维护过去的邦国制度，也即为了防止诸侯国内部矛盾和危机的发生。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阳谷之会时，《公羊传》僖公三年记载桓公之言曰：“无障谷，无贮粟，无易树子（《谷梁传》僖公九年传，范注云：“树子，嫡子。”），无以妾为妻”，障谷或以邻国为壑，或断邻国的水源，贮粟，则不通有无最易危害邦国的安全和存亡。那时国小，一水可能流过数国，上游国家障谷，下游国家便要断绝水源；反之，上游国家便要积水，都足以影响生产。《战国策·东周》的“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便是障谷的具体说明。由于国小，一有饥荒则非求助于邻国不可，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齐桓公为了维系邦国的存在，所以首先提到“无障谷，无贮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生的基本要政。至于废嫡立妾都与西周邦国礼法不合，这是内乱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得不加以禁止。所以六年后的葵丘之会，桓公“壹明天子之禁”时，又重复“毋雍泉，毋讫籴，毋易树子，毋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均见《谷梁传》僖公九年）。三百年后，孟子述“五霸，桓公为盛”（《孟子·告子下》）时，条举葵丘之盟的五项命令，与《公羊》、《谷梁》皆合，这才是齐桓霸政精神之所在。所以，桓公身死，齐侵鲁，鲁使展喜犒师，答以不恐之故也说：“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桓公纠合诸侯是要继承和发挥诸侯子孙“世世无相害”的传统。只是周成王的盟誓，由于东周以后天子衰弱，这个禁令也只有由诸侯来“壹明”了。《左传》襄公十一年范宣子主盟时所说的：“载书曰：

凡我同盟，毋蕴年，毋雍利，毋保奸，毋留慝”，大概也是继承了霸政精神，承袭齐桓而来。

管仲相桓公后，以其本身的才智，应当时的客观条件，以“尊王攘夷”的口号，把黄河中游的诸侯国联合起来，北御戎狄，南制强楚，扭转了“南夷”、“北狄”交伐中原的危机形势，保卫了比较进步的中原文化。所以，孔子曾赞扬管仲的功绩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在矣”（《论语·宪问》）。管仲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社会现实，“慎用其六柄”和“畏威如疾”，开始了国君的集权和权威的提高以及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不仅对当时齐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在春秋以后的历史中也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制，他所采取的“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的原则，使他政治上的保守性强，经济上的改革精神多，因而管仲的改革具有二重性。管仲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其法家之倾向虽受时代的限制，但不失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有作为、有见识的政治家。

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居于劣势的晋国，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客观形势，恰当地选择了战场，采取政治外交联盟，造成对楚优势，掌握主动权，处于有理、有利的战略地位。然后，避楚锋芒，退避三合，诱敌深入，合兵突击，取得决战胜利。此战的“退避三舍”方针，是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重要发展。

城濮之战，是我国春秋时代晋、楚争夺中原霸主地位的一次带有决定意义的大规模战役。楚国通过侵略扩张，基本上征服了中原地区的各个弱小国家，中原除了晋、齐、秦三大国外，实际已成了楚国的势力范围。正在楚国分派重兵防守商密阻止秦国南下楚地，又派重兵驻守谷邑虎视齐国之时，宋国却背叛了楚国，倒向晋国，既给欲图霸业的楚国当头一捧，又鼓励了晋文公赶走楚国、图霸中原的抱负。这样，城濮之战就成为牵动北方的晋、东方的齐、西方的秦对南方的楚和中原各国的一次多国大战。

楚成王由于宋国背叛，便发兵攻打宋国，攻占了缗邑，一直打到睢阳、四面用土筑起长长的围墙，想等宋军疲乏饥饿不堪，被迫投降。忽然听说卫国派来使臣告急求救。原来晋不出兵援宋，采取从卫国借道去攻打曹国的战略，遭到卫国拒绝，晋军于是改道渡黄河东进，袭占了卫国重镇五鹿(今河南濮阳市南)、留军驻守、大军继续东进，集中于敛盂这个卫、齐、曹、鲁四国边界战略要地，晋军很快占领此地，严重威胁着卫国首都楚邱(今河南滑县)的安全。

晋派使臣到齐国修复与齐的友好关系。这时卫成公表示屈服，愿意与晋议和，但被晋拒绝。卫国便派人向楚国告急求援，遭到本国人反对，把卫成公赶跑了，此时晋文公和齐昭王订立友好同盟，更加壮大了晋军的声威。鲁僖公见晋军兵力强大、齐晋又在自己国境边上联盟，形势很不利，他既想缓和与齐、晋的矛盾，又不敢得罪楚国，于是鲁国先派兵杀了担任戍守卫国的楚大夫公子贾以讨好晋国，同时又通知楚成王说公子贾不能完成守护卫国的任务，擅自撤退，替楚国杀了他，以讨好楚方，鲁国看来是对晋不构成威胁的了。晋军于是从敛盂进攻曹国都城陶丘(山东定陶县西南)，经过一个多月战斗，晋军战死很多，但曹军也因势孤力单，都城失陷，曹共公被俘。

楚成王听说卫国被困，不能不去救援，就分派出申、息二镇的军队，留下元帅成得臣和斗越椒、斗勃、宛春等一班将领，和各路诸侯继续围宋。亲自统帅芳吕臣、斗宜申等，率中军前去救卫。四路诸侯也担心本国遭到晋国进攻，各各都告辞回国，只留下他们的将领仍带兵跟着。陈国将领是辕选，蔡国将领是公子印，郑国将领是石癸，许国将领是百畴，都听楚帅成得臣调遣。

晋军进攻卫、曹，原来是计划引诱楚军解宋围，北上和晋决战，然而楚继续围攻宋国。宋国再次告急，如果晋文公置之不救，不但不能报答宋襄公过去对自己的恩惠，而且失去宋国将对全局形势不利。然而直接发兵救宋战楚，又违背了引楚军于曹魏之野决战的战略。而联合齐秦还未成功，战胜楚国的把握不大，元帅邵谷又在此时死于军中，更使晋文公难下救宋战楚的决心。这时，新任元帅先轸提出对楚战略的良策：一是让宋国重礼赂贿齐、秦，使他们干预宋楚战争，调解一下；二是将曹国、卫国的土地赐给宋国，弥补宋国的损失，激励宋国军民斗志，继续坚守待援。曹、卫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楚国是决不会允许齐、秦插手的，这样，会惹恼了齐、秦，再加上宋给齐、秦送了厚礼，必然会对宋国友好，从而促使齐、秦与晋结成反楚军事联盟，使楚国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事态的发展果然如先轸分析的那样。

楚成王亲率中军行至半途，听说晋军已移兵攻曹，正商量着救曹国，不久，又有探报说：“晋军已经攻破曹国，俘虏曹国国君。”这使楚成王大惊失色，晋军侵曹伐卫进展迅速，卫降曹破，中原形势突变，楚国失去救援的战机，再继续下去，势必与晋军发生直接冲突。楚国本来不想和晋军直接交战，没有作准备，又听说强秦出兵援晋的消息。楚成王顾虑到秦国从背侧攻击楚国，将不堪设想，决定立即停止进攻，进行战略退却，以待有利时机，再图对晋作战。于是全军转移撤退，把侵占齐国的土地交还给齐国，和齐议和，命成得臣统帅的楚军和各路诸侯取消围攻，各自回国。又特别派人告诫成得臣，不要刚愎自用，不要进逼晋军，敌我力量相当，明知不能取胜，就应知难而退。然而成得臣拒绝执行撤军命令，尽管各路诸侯的将士返回本国，只剩自己很少的—点人马，他仍想攻下宋国，并请派兵给他，必要时和晋军决一死战。成王对成得臣不执行命令表示不满，同时又存在侥幸取胜心理。因而既没有再坚持让成得臣撤兵，也没有按照成得臣请求的人数派援兵，只派出近千人的贵族兵给他。

成得臣于是派宛春到晋营中说：“请复卫侯而封曹，我们楚军也会解宋之围。”狐偃训斥他无礼，先轸看出了子玉的阴谋、对晋文公说：“如果我们不答应楚军的这个要求，必然会将三国都得罪，而楚军又获得美名。不如我们私下里允许曹和卫国复国以离间他们和楚的关系，同时把楚方的宛春扣压起来，以激怒楚国，采取既战而后图之的策略。”先轸的意见得到采纳。曹、卫复国，立即和楚断绝了关系；成得臣果然被激怒，撤出围攻宋都的军队后，集结兵力转向曹国境内，准备直接向晋军进攻。

楚军撤出围宋部队，正符合晋方救援宋的战略目的，在楚军全力进攻下，晋军退避三舍，以实践晋文公当年对楚订下的诺言：如果两国交战，晋军先退让三舍。晋军以此达到了取信于诸侯的目的。实践文公在楚避难时的诺言，激励晋军和联军的士气，楚再逼进，只有被迫交战了；而且避开楚军锋锐，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决战；还可以接近本土，缩短补给路线，可谓一退得先机，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因素。

战争一触即发，晋方有晋、齐、秦三大国和宋兵，楚方有楚、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双方在城濮摆开阵势。

楚军到达城濮后占据有利地形，派斗勃送战书挑战，极度轻视晋军说：“请和晋君的战士们戏耍，请晋君一旁坐车观赏，我成得臣陪同。”显示出楚军狂傲轻敌的态度。晋方答复说：晋军己退避躲让，既然楚不停战，那只好明天战场上相见了。

公元前632年4月4日晨，楚军元帅成得臣发出“今日必无晋”的号令，命令左右两军分别向晋军进攻。晋下军将领栾枝利用战场上沙尘扑面的条件，作为蒙蔽敌人掩盖自己虚实的沙幕。胥臣把马身上蒙上虎皮以壮大声威。楚右军进攻，由秦军应战，秦军稍事抵抗就立即撤退，栾枝将树枝拖在兵车后飞奔，尘沙飞扬，使楚军看不清晋军后方虚实，加之陈、蔡军队逞强，紧迫秦军，晋军副帅胥臣指挥的大队兵车于战鼓声中突然杀出，马身上都蒙着虎皮，吓得陈、蔡军队战车的马惊慌回窜，阵容混乱．反而冲乱了楚军斗勃指挥的右军。晋、秦两军乘机猛攻猛打，击杀了蔡将公子印，斗勃也中箭而逃。楚军右翼死伤很多、进攻完全失败，把中军侧面暴露在晋军面前。栾枝驾车拖着树枝向北奔驰，掀起遮天沙尘。楚帅成得臣和将领斗宜申都以为晋军真败，力命左军攻击，晋方上军应战．随即后撤。楚军向举大旗的晋军指挥车追击前进。先轸发现上军后退出现了危机，立即改变部署：让祁瞒虚举帅旗，坚守中军阵地，中军主力，向右旋回，攻楚左军侧冀。晋中军主力突然侧翼攻出，把楚左军冲成南北两部分。晋上军立即停止退却，反身参战。中军、上军互相呼应，协同作战，经过一番激战，郑、许两国军队首先溃败，楚军支撑不住，陷于重围。斗宜申率部突围，又遭堵击，楚左军已陷入全军覆灭之境。楚军在左右两军发起进攻后，中军紧接着向晋中军进攻。晋将祁瞒惊慌失措，掌不稳帅旗，几乎波及全军阵势。司马赵衰立即斩杀了祁瞒，命大夫茅筏举旗，才稳住阵脚。击破楚右军的晋中军回师援助，此时楚的左、右军失败，中军两翼暴露。晋方的上军、下军战斗胜利后，也分别参加了主力会战，对楚军形成合围。成得臣见大势已去，在晋军尚未形成合围前，出兵撤退，脱出包围圈，晋军获得了整个战役的胜利。

成得臣未返回楚国，途中受到楚王训责，羞愤自杀，楚方联盟解散，而晋文公因此战役而成为春秋一霸。

吴越争霸（江南争霸）

周景王元年(公元前544年)，吴侵越时所获战俘剌死吴王余祭。周敬王十年(前510年)，吴大举攻楚前，为解除后顾之忧，又曾攻越，占领檇李(今浙江嘉兴南。十五年，吴军主力在楚都郢时，越乘机侵入吴境，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吴欲争霸中原，必先征服越国，以解除其后方威胁；越欲北进中原，更必先服吴才有可能，因而引起延续二十余年的吴越战争。吴、越地处江南水乡，“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越绝书·记地传》)，双方多为水上作战。此时作为水军的“舟师”已成为新的兵种，能独立完成战略、战役任务。吴、越水军有楼船(指挥船)、大翼、中翼、小翼三种主要战舰船及突冒(船首装有冲角)、桥船(轻快战船)等战船。主要战船大翼船长20米，宽2．7米，载乘“战士二十六人，棹(手)五十人，舳舻(手)三人，操长钩矛、斧者(各)四人，吏、仆、射长各一人”，连同船长“凡九十一人”(《太平御览》卷315引《伍子胥水战兵法》)。水战基本方式是先用弩射，再进行接舷战斗，最后登船格斗，有时亦用突冒撞击敌船。

二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越，双方主力战于檇李。越以死罪刑徒阵前自刎，乘吴军注意力分散之机发动猛攻，大败吴军。阖闾负伤身死，夫差继位为王。二十六年，越以水军攻吴，战于夫椒(今江苏太湖中洞庭山)。越军战败，主力被歼。吴军乘胜追击，占领越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越王勾践率余部5000人被围于会稽山上。勾践请降，吴大臣伍员建议勿许，认为“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夫差因急于北上中原争霸，未采纳伍子胥建议，以越王质吴为条件，许降撤兵(参见《夫椒之战》条)。勾践夫妇为吴王“驾车养马”，执役三年，赢得夫差信任，获释回国。勾践为兴越灭吴，“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其在谋臣文种、范蠡辅佐下，制定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长期战略：在内政上实行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及尊重人才等政策，以安定民生，充裕兵源，收揽人心，巩固团结，从而增强综合国力；在军事上，实行精兵政策，加强训练，严格纪律，以提高战斗力。当时弩已用于作战。战车、战船均“顿于兵弩”，战斗胜败关键又取决于最后之冲锋。勾践聘请精于弓弩射法的陈音教授用弩技术，包括瞄准、连续发射及掌握弩力与箭重最佳比例(拉力一石，箭重一两)等方法，使“军士皆能用弓弩之巧”，聘请善于“剑戟之术”的越女教授“手战”格斗技术，使军士“一人当百，百人当万”。越地民风是“悦兵敢死”，惯于各自为战。为此，勾践反对“匹夫之勇”，强调纪律性，要求作战单位在统一号令下统一战斗行动，以发挥整体作战能力。规定服从指挥者有赏，违犯者“身斩，妻子鬻”。在外交上，针对“吴王兵加于齐晋，而怨结于楚”的情况，采用“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而厚事于吴”的方针(《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厚事于吴，即效法周文王对商纣王“文伐”之谋略，以非战争手段瓦解、削弱敌人。主要措施有，佯示忠诚，使吴王放松对越戒备，放手北上中原争霸，纵其所欲，助长吴王爱好宫室、女色之欲望，使其大兴土木，耗费国力；并行贿用间，扩大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破坏其团结。施行十年，使得越“荒无遗土，百姓亲附”，国力复兴。越军亦成为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人有致死之心”的精锐部队。

吴王夫差在征服越国后，即积极作北进准备。伍员再次建议“定越而后图齐”，认为越是“腹心之病”，而“齐鲁诸侯不过疥癣”之疾。吴王仍未采纳。三十一年(前489年)，吴先攻陈(今河南淮阳)．以解除其北进时来自侧翼的威胁。三十三年，吴攻鲁，打开进军中原的大门。吴为建立北进战略基地及打通北进军事运输交通线，于三十四年在长江北岸营建了规模宏大的邗城(今江苏扬州)，开凿了由今扬州经射阳湖至淮安之邗沟，沟通江、淮水域，并进而与泗、沂、济水联结。三十五年，吴率鲁、邾、郯等国联军由陆上攻齐；派大夫徐承率水军由长江入海，向山东半岛迂回，攻齐侧后。吴水军海上作战失利，陆上联军遂退回(参见吴鲁邾郯攻齐之战)。三十六年，吴再次攻齐，在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全歼齐军精锐(参见艾陵之战)。三十八年(前482年)，夫差率吴军主力进至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及中原诸侯会盟，“欲霸中国”。此时吴之霸业达于顶点。

当吴王夫差在黄池与晋定公争作盟主时，越王勾践分兵两路攻吴。一部兵力自海入淮，断吴主力回援之路，掩护主力作战；其自率主力直趋吴都，在郊区泓水歼灭迎战之吴军，并乘势攻入吴都。夫差南归，恐因国都失守士气下降及远程奔返造成部队疲惫、决战不利，派人请和。勾践亦以吴军主力未损，不愿进行无把握的决战，遂与吴订和约后撤军。四十二年，吴国发生灾荒。越乘机发动进攻，与迎战吴军在笠泽(在今江苏吴江一带)隔江相峙。越军利用夜暗，以两翼佯渡诱使吴军分兵，然后集中精锐，实施敌前潜渡、中间突破，并连续进攻，扩大战果，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较早的河川进攻的成功战例(参见笠泽之战)。笠泽之战后，吴、越力量对比发生了

谁有百里奚举于市的全文啊？

原文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

翻译：

舜从田野中发迹，傅说从筑墙的泥水匠中高升，胶鬲自鱼盐贩中被举用，管夷吾从狱官手里获释被录用为相，孙叔敖从隐居海边进了朝廷，百里奚从市井之间而登上了相位。

小故事：

舜发于畎亩之中：舜原来在历山耕田，30岁时被尧起用，后来成了尧的继承人。

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傅说原在傅岩为人筑墙，因以傅为姓，殷王武丁用他为相。　

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胶鬲起初贩卖鱼和盐，西伯（周文王）把他举荐给纣。后来他又辅佐周武王。

管夷吾举于士：管仲，字夷吾，原为齐国公子纠的臣，公子小白（齐桓公）和公子纠争夺君位，纠失败了，管仲作为罪人被押解回国，齐桓公知道他有才能，即用他为相。

孙叔敖举于海：孙叔敖在出任令尹前，带领当地人民兴建水利工程，灌溉农作物。在海子湖边被楚庄王举用，公元前601年，出任楚国令尹（楚相），辅佐楚庄王施教导民，宽刑缓政，发展经济。

百里奚举于市：公元前655年，虞国被晋国所灭，百里奚和虞君都当了晋国的俘虏，成了奴隶。这时，秦穆公向晋献公求亲，晋献公就把女儿嫁给他，同时把百里奚也作为陪嫁的奴仆之一送往秦国。百里奚不甘心做奴隶，就在半路上逃跑了，可不久又被楚人捉去，成了楚国的奴隶。秦穆听说百里奚是个有才干的人之后，就按照当时奴隶的身价，用五张羊皮把他作为逃奴赎回来，封他为大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六个人的故事

舜

shùn

名

(象形。小篆字形。从舛(chuǎn),也象蔓连向背之形,舛亦声。本义:一种蔓草)

同本义〖akindofgrass〗

舜,舜草也。楚谓之葍,秦谓之蔓,蔓地连华,象形。——《说文》

假借为“蕣”。木槿〖shrubalthea〗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诗·郑风·有女同车》

又如:舜华,舜英(木槿花);舜颜(美如木槿花的容貌)

中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Shun,thenameofalegendarymonarchinancientChina〗。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他巡行四方,除去鲧、共工、饯兜和三苗等四人。尧去世后继位,又咨询四岳,挑选贤人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毛泽东《送瘟神》

又如:舜恩(像古代圣君虞舜那样的浩荡恩惠);舜韶(传说虞舜所作之乐);舜跖分路(善恶不同);舜巡(对皇帝巡行的美称。传说舜曾南巡至苍梧)

姓

<名> 象形。小篆字形。从舛，也象蔓连向背之形，舛亦声。本义:一种蔓草

舜，舜草也。楚谓之葍，秦谓之蔓，蔓地连华，象形。――《说文》

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名，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他巡行四方，除去鲧、共工、饯兜和三苗等四人。尧去世后继位，又咨询四岳，挑选贤人治理民事，并选拔治水有功的禹为继承人（详细资料见后）。

假借为“蕣”。木槿

有女同车，颜如舜华。――《诗?郑风?有女同车》

又如:舜华，舜英(木槿花)；舜颜(美如木槿花的容貌)

舜的生平:

舜，历来与尧并称，为传说中的圣王。《史记》说舜名重华，晋代皇甫谧又说他字都君。舜又称虞舜，据说是国号有虞，按先秦时代以国为氏的习惯，故称有虞氏。还传说舜出生于姚墟，故姓姚氏，名曰“重华”，字都君。但《史记》说舜是“冀州之人”，唐代张守节特别指出：“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似认为舜是河东县人。唐代蒲州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治所在今蒲州镇。孟子认为舜是东夷人。《孟子》："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相传舜的家世甚为寒微，虽然是帝颛项的后裔，但五世为庶人，处于社会下层。舜的遭遇更为不幸，父亲瞽叟，是个盲人，母亲很早去世。瞽叟续娶，继母生弟名叫象。舜生活在“父顽、母嚣、象傲”的家庭环境里，父亲心术不正，继母两面三刀，弟弟桀傲不驯，几个人串通一气，必欲置舜于死地而后快；然而舜对父母不失子道，十分孝顺，与弟弟十分友善，多年如一日，没有丝毫懈怠。舜在家里人要加害于他的时候，及时逃避；稍有好转，马上回到他们身边，尽可能给予帮助，所以是“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常)在侧”身世如此不幸，环境如此恶劣，舜却能表现出非凡的品德，处理好家庭关系，这是他在传说故事中独具特色的一个方面。

舜家境清贫，故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经历坎坷。他在历山(今地不详，一说即今永济县境内的中条山)耕耘种植，在雷泽{旧说即山东济阴境内的古雷夏泽)打鱼，在黄河之滨制作陶器，在寿丘(今地不详)制作家用器物，还到负夏(今地不详)做过小本生意，总之生计艰难，颠沛流离，为养家糊口而到处奔波。

相传舜在20岁的时候，名气就很大了，他是以孝行而闻名的。因为能对虐待、迫害他的父母坚守孝道，故在青年时代即为人称扬。过了10年，尧向四岳(四方诸侯之长)征询继任人选，四岳就推荐了舜。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以考察他的品行和能力。舜不但使二女与全家和睦相处，而且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卓越的才干和高尚的人格力量，“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只要是他劳作的地方，便兴起礼让的风尚；“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陶器，也能带动周围的人认真从事，精益求精，杜绝粗制滥造的现象。他到了哪里，人们都愿意追随，因而“一年而所居成聚(聚即村落)，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县为都)”。尧得知这些情况很高兴，赐予舜絺衣(细葛布衣)和琴，赐予牛羊，还为他修筑了仓房。

舜得到了这些赏赐，瞽叟和象很是眼热，他们又想杀掉舜，霸占这些财物。瞽叟让舜修补仓房的屋顶，却在下面纵火焚烧仓房。舜靠两只斗笠作翼，从房上跳下，幸免于难。后来瞽叟又让舜掘井，井挖得很深了，瞽叟和象却在上面填土，要把井堵上，将舜活埋在里面。幸亏舜事先有所警觉，在井筒旁边挖了一条通道，从通道穿出，躲了一段时间。瞽叟和象以为阴谋得逞，象说这主意是他想出来的，分东西时要琴，还要尧的两个女儿给他做妻子，把牛羊和仓房分给父母。象住进了舜的房子，弹奏舜的琴，舜去见他，象大吃一惊，老大不高兴，嘴里却说：“我思舜正郁陶！”舜也不放在心上，一如既往，孝顺父母，友于兄弟；而且比以前更加诚恳谨慎。

后来尧让舜参预政事，管理百官，接待宾客，经受各种磨炼。舜不但将政事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用人方面有所改进。尧未能起用的“八元”、“八恺”，早有贤名，舜使“八元”管土地，使“八恺”管教化；还有“四凶族”，即帝鸿氏的不才子浑敦、少皞氏的不才子穷奇，颛顼氏的不才子梼杌、缙云氏的不才子饕餮，虽然恶名昭彰，但尧未能处置，舜将“四凶族”流放到边远荒蛮之地。这些措施的落实，显示出舜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才干。

经过多方考验，舜终于得到尧的认可。选择吉日，举行大典，尧禅位于舜，《尚书》中称为舜“受终于文祖”。又传说是舜代替尧摄行天子之政，虽有天子之权，而无天子之号。与此二说差异甚大的一个传说是，舜将尧囚禁起来，还不让其子丹朱与他见而，舜自己做了天子，类似于后代的宫廷政变，篡权夺位。

舜执政以后，传说有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行动，一派励精图治的气象。他重新修订历法，又举行祭祀上帝、祭祀天地四时，祭祀山川群神的大典；还把诸侯的信圭收集起来，再择定吉日，召见各地诸侯君长，举行隆重的典礼，重新颁发信圭。他即位的当年，就到各地巡守，祭祀名山，召见诸侯，考察民情；还规定以后五年巡守一次，考察诸侯的改绩，明定赏罚，可见舜注意与地方的联系，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

传说中舜的治国方略还有一项是“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在器物上画出五种刑罚的形状，起警戒作用；用流放的办法代替肉刑，以示宽大。但又设鞭刑、扑刑、赎刑，特别是对不肯悔改的罪犯要严加惩治，舜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治水无功的鲧流放到羽山，坏人受到惩处，天下人心悦诚服。

按照《史记》所载传说，舜摄政28年，尧才去世。舜于三年的丧事完毕之后，便让位给尧的儿子丹朱，自己退避到南河之南。但是，天下诸侯都去朝见舜，却不理会丹朱；打官司的人也都告状到舜那里，民间编了许多歌谣颂扬舜，都不把丹朱放在眼里。舜觉得人心所向，天意所归，无法推卸，遂回到都城登上天子之位。不过，传说中舜的都城与尧的都城不在一个地方。据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引皇甫谧所说；“舜所营都，或云蒲坂。”蒲坂在唐代是河东县，即今山西永济县。

尧死以后，舜在政治上又有一番大的兴革。原已举用的禹、皋陶、契、弃、伯夷、夔、龙、垂、益等人，职责都不明确，此时舜命禹担任司空，治理水土；命弃担任后稷，掌管农业；命契担任司徒，推行教化；命皋陶担任“士”，执掌刑法；命垂担任“共工”，掌管百工；命益担任“虞”，掌管山林；命伯夷担任“秩宗”，主持礼仪；命夔为乐官，掌管音乐和教育；命龙但任“纳言”，负责发布命令，收集意见。还规定三年考察一次政绩，由考察三次的结果决定提升或罢免。通过这样的整顿，“庶绩咸熙”，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上述这些人都建树了辉煌的业绩，而其中禹的成就最大，他尽心治理水患，身为表率，凿山通泽，疏导河流，终于治服了洪水，使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当比之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清平局面。

舜在年老的时候，认为自己的儿子商均不肖，就确定了威望最高的禹为继任者，并由禹来摄行政事。故舜与尧一样，都是禅位让贤的圣王。

据说舜在尧死之后，在位39年，到南方巡守时，死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称为“零陵”。

舜与尧一样，同是先秦时期儒墨两家推崇的古昔圣王。而舜对于儒家，又有特别的意义。儒家的学说重视孝道，舜的传说也是以孝著称，所以他的人格形象正好作为儒家伦理学说的典范。孟子继孔子之后对儒学的发展有巨大贡献，他极力推崇舜的孝行，而且倡导人们努力向舜看齐，做舜那样的孝子。说：“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犹)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他甚至设想，舜为天子，而瞽叟杀人被捕，舜虽不会利用权力破坏刑律而将其赦免，但一定到监狱里偷偷地把父亲背出来，一起逃到海滨，过无忧无虑的日子，为了共享天伦之乐而忘掉天子的地位。由于儒家的宣传，有关舜的传说事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留下极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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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说，商王武丁的大臣。出生于某年四月初八日。因在傅岩(今山西平陆东)地方从事版筑，被武丁起用，故以傅为姓。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以观国风。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这件事在《墨子》、《国语》、《吕氏春秋》、《帝王世纪》、《尚书》等书中均有记载。

傅说从政之前，身为奴隶，在傅岩做苦役。那里是虞、虢两地交界之处，又是交通要道，因山涧的流水常常冲坏道路，奴隶们就在这里版筑护路。傅说就靠从事版筑维持生计，虽有才干，无从施展。

商王武丁是一位励精图治的帝王。他即位之前，曾经生活在“小人”中间，比较了解社会上的实际情况。即位以后，三年没有理政，国事全由家宰管理，他从旁观察，思索复兴殷商的方略。后来，从版筑护路的奴隶中发现了傅说，擢拔为相。

傅说担任相国之后，辅佐武丁，大力改革政治，“嘉靖殷邦”，使贵族和平民都没有怨言，史称“殷国大治”，“殷道复兴”。武丁一朝，成为商代后期的极盛时期。

一代名相傅说，他到底是怎样治理国家，怎样使殷商中兴，却没有留下多少可供后人借鉴的言行。然而，关于他的传说，倒有不少。

关于傅说与武丁君臣际会的传说，有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引述西晋皇甫谧的一段记载，说殷高宗武丁梦见上天赐予他一位贤人，这个人蒙着奴隶穿的衣服，说自己姓傅名说，正在做苦役。武丁醒来以后想：“傅者，相电。说者，悦也。天下当有傅我而悦民者哉！”认为这是个好兆头，要得到一位治理天下的好帮手了。天亮以后，他把这个梦告诉百官，却没有一个人相信。武丁就让人把梦中人的形象画出来，在全国寻找，果然在傅岩找到傅说。

关于傅说从政经历的传说，出现于东晋时期的《伪古文尚书》中有《说命》上中下三篇，上篇叙述傅说初见武丁的过程及劝武丁虚心纳谏的言论；中篇为傅说向武丁陈述治国方略，其中有传颂不绝的名言“非知之艰，行之惟艰”，下篇为君臣共勉之辞。

以上传说虽非信史，却可以反映出傅说这位上古时期的政治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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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鬲是孟子直接点出“举于鱼盐之中”的名人。胶鬲原为商纣王时的大臣。

胶鬲，殷商时人，起初隐居在商地。周文王将他推荐给殷纣王做大臣。后来纣王暴虐无道，周武王兴兵讨伐。纣王得到了消息，便派胶鬲到鲔水地方等候周武王，打探实情。周武王军队到了鲔水后，胶鬲便问武王说：「西伯要到什么地方去？」武王回答：「到殷地。」又问：「什么时候到？」「甲子日到殷城外」於是胶鬲回朝覆命。当时刚好下雨，但武王仍带兵疾行，军师认为不可。武王说：「胶鬲已经回去覆命，如果我不准时到达，胶鬲一定会因此犯上欺君之罪而被杀；我们一定要准时到达，才能救得了胶鬲。」｜由此故事，可见武王之守信义，与胶鬲贤能而为文王、纣王、武王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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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 ?-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又名敬仲，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颍上(今安徽颍上)人。管仲少时丧父，老母在堂，生活贫苦，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担，为维持生计，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后从军，到齐国，几经曲折，经鲍叔牙力荐，为齐国上卿（即丞相），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

管仲注重经济，反对空谈主义，主张改革以富国强兵，他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齐桓公尊管仲为“仲父”，授权让他主持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在全国划分政区，组织军事编制，设官吏管理；建立选拔人才制度，士经三审选，可为“上卿之赞”（助理）；按土地分等征税，禁止贵族掠夺私产；发展盐铁业，铸造货币，调剂物价。管仲改革的实质，是废除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管仲改革成效显著，齐国由此国力大振。对外，管仲提出“尊王攘夷”，联合北方邻国，抵抗山戎族南侵。这一外交战略也获得成功。后来孔子感叹说：“假如没有管仲，我也要穿异族服装了”。

管仲之所以能相齐成霸，是与鲍叔牙的知才善荐分不开的。管仲晚年曾感动地说：“我与鲍叔牙经商而多取财利，他不认为我贪心；同鲍叔牙谋事，我把事情办糟了，他不认为我愚蠢；我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他不认为我胆小怕死；我做官被驱逐，他不认为我不肖；我辅佐公子纠败而被囚忍辱，他不认为我不知羞耻……。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管仲的著作，收入《国语·齐语》和《汉书·艺文志》。《管子》共24卷，85篇，今存76篇，内容极丰，包含道、名、法等家的思想以及天文、舆地、经济和农业等方面的知识，其中《轻重》等篇，是古代典籍中不多见的经济文作，对生产、分配、交易、消费、财政、等均有论述，是研究我国先秦农业和经济的珍贵资料。

管仲的传记，载於《史记·管晏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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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叔敖(公元前约630年－公元前593年)，期思邑（治所在今河南省淮滨县期思镇）潘乡（今河南省固始县）人，楚国名相，蒍氏，名敖，字叔敖，一名蒍猎，蚡冒之后，“世为列姬，国地朝廷”。祖父蒍吕臣曾官拜楚成王令尹。父亲蒍贾，任楚国司马。孙叔敖出生于郢都(纪南城) 北海子湖边白土里(又称孙家山，今雨台山附近)。

孙叔敖少年时，曾遇两头蛇，时俗认为见此蛇者必死，他想：要死只我一人，不要再叫旁人看见。于是，他斩杀了这蛇，埋入山丘，其品德为族人赞佩（出典见《贾子》）。那山丘因而得名 “蛇入山”在今江陵城北约二十里。及成年，因父亲获罪，他举迁期思邑。

约公元前605年，孙叔敖在期思雩娄（今河南省固始县史河湾试验区境内）主持兴修水利，建成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期思雩娄灌区（期思陂），相当于现代新建的梅山灌区中干渠所灌地区。据记载他还曾主持修建芍陂（今安徽寿县安丰塘），在今湖北江陵一带也兴修过水利。

楚庄王十五年(公元前599年)孙叔敖拜为充尹，主张“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他极为重视民生经济，制定、实施有关政策法令，尽力使农、工、贾各得其便。他在汉西利用沮水兴修水利，还在江陵境内修筑了大型平原水库“海子”。鼓励农民秋冬上山采矿，使青铜业大力发展。楚国出现了一个“家富人喜，优赡乐业，式序在朝，行无螟蜮，丰年蕃庶”的全盛时期。

庄王曾认为当时楚国的车子太小，遂命令全国一律改造高大的车子。孙叔敖劝谏，若以命令行事，会招致百姓反感，不如把都市街巷两头的门限做高，低小的车过不去，人们就会自觉改造高车了。庄王又嫌原来通行的货币太小，改铸大币，强令通行，人民使用不便，引起市场混乱。他认为“便民为要”，劝说庄王恢复通行小货币，市场又趋繁荣。

孙叔敖还是杰出的军事家，他选择适合于楚国的条文，立为军法，对各军的行动、任务、纪律等都制定了明确规定，运用于训练和实战。庄王十六年(公元前598年)，楚军在诉地(今河南正阳一带)修筑城池，由于他用人得当，计划周密，物资准备充足，30天就完成了任务。次年，楚与晋大占于邲，他辅助庄王机智灵活地指挥了这场战斗，刚一出动战车，他即鼓动楚军勇猛冲击，一鼓作气，迅速逼近晋军，使其措手不及，仓惶溃散，逃归黄河以北，中原霸主的地位便转向楚国。

由于行政、治军有功，楚庄王多次重额封赏，孙叔敖坚辞不受。为官多年，家中却没有积蓄，临终时，连棺椁也没有。司马迁《史记》中记为“循吏”第一。去世后，归葬于江陵白土里。另在沙头镇(今沙市区)有衣冠冢。清朝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立有“楚令尹孙叔敖墓”石碑。墓在今中山公园东北隅。

孙叔敖，姓（），名敖字孙叔，一字艾猎。春秋事楚国期思邑（今淮宾县期思乡）人。父（）贾任楚国司马，战功显赫，后为楚将都越椒残杀。楚庄王时，由前令尹虞丘推荐，任孙叔敖为令尹。司马迁称他“三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任相期间，编修《仆区》（楚国刑书名），法制大振。又“ 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孙叔敖善于用兵，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率申息之师在（今河南省荥阳东北）大胜晋兵。任令尹前，曾在今商城县境“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即利用大别山上来水，在泉河、石槽河上游修建水陂塘，形成水藤结瓜式的期思陂，既防下游水涝，又供上游灌溉，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大型灌溉工程。三国时，曹魏的刘馥重加整治，明代维修扩充，嘉靖事固始县境内陂塘、湖港、沟堰达932处。其遗址今又成为梅山、鲇鱼山灌区的组成部分。他还开凿“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城南安丰塘）。清朝夏尚忠追纪其事：“溯其初制，引六安百余里之水，自贤姑墩入塘，极北至安丰县折而东至老庙集，折而南至皂口，又南合于墩，周围凡一百余里，此孙公当日之全塘也。”《水经注》称：“陂有五门，吐纳川流”。东汉、三国、唐肃宗、元忽必烈均在此广为屯田，大获其利。建国后，又沟通淠河总干渠，引来佛子岭、磨子潭、响洪匐三大水库之水，成为淠史杭灌区一座中型反调节水库，效益得到更大发挥。除上述工程外，孙叔敖还兴建安徽霍邱县的水门塘，治理湖北的沮水和云梦泽，促进了楚国的农业发展，后人为纪念他，在安丰塘北堤建有孙公祠，在湖北沙市公园建有孙叔敖衣冠冢，在期思集立碑并建有楚相孙公庙。1957年毛泽路过信阳，称赞孙叔敖是水利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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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奚，亦称百里子或百里，宇里，名奚。春秋时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生卒年不详，秦穆公时贤臣，著名的政治家。

百里奚早年贫穷困乏，流落不仕，在被晋国俘虏前，曾游历齐、周、虞、虢等国，这使得他对于各国的民俗风情、地理形势、山川险阻知之甚悉，为他后来给秦穆公筹划东进准备了必要条件。百里奚早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和坎坷的经历，使他尝尽了艰苦生活的滋味，也亲眼目睹了下层人民的悲惨处境，对他后来任秦国大夫时，为官清正，树立以民为贵的思想都有着积极的影响。

百里奚辗转到虞国任大夫。秦穆公五年(前655年)晋国借道于虞以伐虢国，大夫宫之奇以“辱亡齿寒”劝谏虞君，虞君因曾经接受晋献公的宝玉“垂棘之璧”与名马“屈产之乘”而答应了晋国。百里奚深知虞君昏庸无能，很难纳谏，便缄默不语。结果晋在灭虢之后，返回时就灭了虞国，虞君及百里奚被俘。后来，晋献公把女儿嫁给秦穆公，百里奚被当作陪嫁小臣送到了秦国。他以此为耻，便从秦国逃到宛(今河南南阳)，被楚国边境的人抓获。秦穆公听说百里奚贤智，想用高价赎回他，又怕楚人不许，就派人对楚国人说：“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楚国人同意将百里奚交还秦国。百里奚回到秦国，秦穆公亲自为他打开囚锁，向他询问国家大事。百里奚推辞说，他是亡国之臣，不值得询问。秦穆公说：“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秦穆公与百里奚谈论国事数日，秦穆公十分赏识他，授以国政，号称：“五羖大夫”。这时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

百里奚相秦期间，内修国政，教化天下，恩泽施于民众。作为诸侯国的大臣，百里奚劳作不乘车马，暑热不张伞盖，在都城里行走不用车马随从，不用甲兵护卫。这种平易朴素的品行，不仅为百官树立了榜样，也以实际行为感动了百姓。在当时这确是难能可贵，赢得了时人的赞许和尊敬。到他死后，“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春者不相许。”

在用人方面，百里奚举荐有才德的贤士。他早年周游各地，曾结识贤人蹇叔，得到过蹇叔的助益。此时蹇叔受到他的推荐，被秦穆公认为上大夫，共议国事，为秦国的富强与成就霸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外交上，百里奚施德于诸侯，树立秦国的威信，为秦穆公称霸奠定了基础。秦穆公十三年(前647年)晋国发生饥荒，请求秦国接济粮食，秦穆公询问群臣该怎么办，有人认为应当借机伐晋。百里奚不同意说“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救灾、恤邻、道也。”最后，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运粮食给晋国。秦国粮船从雍都到绛(今山西翼城东南)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泛舟之役”。晋国的百姓吃到了救命粮，无不感激秦国的恩德。

秦穆公三十三年(前627年)，秦穆公乘晋文公去世的机会，企图插足中原。百里奚和蹇叔劝谏，秦穆公不听，派百里奚的儿子孟明视、蹇叔的儿子西乞术和白乙丙带兵偷袭郑国。结果被晋军截击，秦师全军覆没，三员秦将被俘。后来三将被放回，秦穆公对他们说：“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追思百里奚等人的谏言，不胜懊悔。

百里奚任秦穆公相国，政事无不参预。他为相期间，秦国建树国威的几件大事，秦人俱归功于他，口碑载道，传颂不绝，至战国秦孝公时，尚有人在相国商秧前称颂百里奚，说“五羖大夫之相秦”，六七年间，为三大功绩：第一，“三置晋国之君”，晋惠公夷吾即位是借助秦国之力；后与秦反目被擒，又由秦国送回复位；晋文公重耳结束流亡生涯，问国即位，亦是由秦国派兵护送。第二，“一救荆(楚)国之祸”，此事于史不详，《史记索隐》谓即《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年)会晋、救楚、朝周之事。第三，“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安抚境内各族，戎狄亲附，成就秦穆公称霸西戎的大业。特别是由余入秦，对秦霸西戎至为关键，此事亦归于百里奚的德政感化之力，足见秦人对百里奚的追思向慕之情。

百里奚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在晚年建树了辉煌的业绩。他依靠出众的才智和超群的谋略，使僻处一隅的秦国逐渐强大起来，为秦国取得霸主地位，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正象《史记》所载孔子的评论，“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即百里奚)，爵之大夫……”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百里奚相秦期间，内外安缉，充实秦的国力，奠定称霸以及统一的基础，在春秋时期已很明显，为有识者所称道。秦霸西戎，与晋国抗衡，成为诸侯争霸中举足轻重的一方势力，都是秦穆公时期完成的，这固然是穆公雄才大略，善于用人的结果，但与百里奚的相业也是分不开的。故论者称许秦穆公的功业，总以任用百里奚为其大端。

史记：百里傒（xī，奚）......俘获了百里傒之后，用他做秦缪公夫人出嫁时陪嫁的奴隶送到秦国。百里傒逃离秦国跑到宛（yuān，渊）地，楚国边境的人捉住了他。缪公听说百里傒有才能，想用重金赎买他，但又担心楚国不给，就派人对楚王说：“我家的陪嫁奴隶百里傒逃到这里，请允许我用五张黑色公羊皮赎回他。”楚国就答应了，交出百里傒。在这时，百里傒已经七十多岁。缪公解除了对他的禁锢，跟他谈论国家大事。百里傒推辞说：“我是亡国之臣，哪里值得您来询问？”缪公说：“虞国国君不任用您，所以亡国了。这不是您的罪过。”缪公坚决询问。谈了三天，缪公非常高兴，把国家政事交给了他，号称五羖（gǔ，谷）大夫。百里傒谦让说：“我比不上我的朋友蹇（jiǎn，简）叔，蹇叔有才能，可是世人没有人知道。我曾外出游学求官，被困在齐国，向?（zhì，至）地的人讨饭吃，蹇叔收留了我。我因而想事奉齐国国君无知，蹇叔阻止了我，我得以躲过了齐国发生政变的那场灾难，于是到了周朝。周王子颓喜爱牛，我凭着养牛的本领求取禄位，颓想任用我时，蹇叔劝阻我，我离开了颓，才没有跟颓一起被杀；事奉虞君时，蹇叔也劝阻过我。我虽知道虞君不能重用我，但实在是心里喜欢利禄和爵位，就暂时留下了。我两次听了蹇叔的话，都得以逃脱险境；一次没听，就遇上了这次因虞君亡国而遭擒的灾难：因此我知道蹇叔有才能。”于是缪公派人带着厚重的礼物去迎请蹇叔，让他当了上大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的故事分别是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六个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