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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姐的详细资料有吗?急!

江姐

姓名：江竹君

别名：江竹筠

生辰：1920.8.20

民族：汉

忌日：1949.11.14

籍贯：四川

地区：四川

国家：中国

职业：中共地下工作者

信仰：中共党员

江竹筠（1920-1949）女，四川自贡人，1939年加入中国***，1940年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学运工作，后经组织安排考入四川大学。1947 年，与丈夫彭咏梧一起到万县组织下川武装起义。 1948年1月，彭咏梧不幸牺牲，她谢绝了党组织的照顾，坚持到“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1948年 6月14日，因挺进报事件被叛徒出卖，在万县被捕，后与李青林、李承林、石文钧、唐篡陶、黄绍辉、李明辉、黄玉清、陈继贤、雷震一起转押渣滓洞看守所。徐远举和张界多次对她进行拷问，使用竹筷子夹手指酷刑，但她始终坚贞不屈，被狱中难友称赞为“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陈丹墀、何雪松、蔡梦慰等组织了对江姐的慰问活动，为了鼓舞狱中战友斗志，提出“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与李青林、春其芬、曾紫霞等凭着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的记忆，组织女牢难友学习，讨论，并积极进行狱中策反工作，参加狱中追悼会和春节联欢会。 1949年11月14日与李青林，杨虞裳等三十人牺牲于电台岚垭

江竹筠，又名江竹君、江志伟，1920年旧历八月二十生于四川自贡。在她8岁时，性格刚强的母亲与游手好闲的父亲不能相处，便带着江竹筠姐弟到重庆投奔兄弟。江竹筠10岁到重庆的织袜厂当了童工，因为人还没有机器高，老板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11岁时，她又进了重庆的一所教会办的孤儿院，边做工边读书。在苦难的生活经历中，江竹筠对当时的社会制度充满了憎恨，同时也养成了刻苦学习的精神。她在上学时非常用功，记忆力超群。后来据同牢难友讲，在狱中，她背诵和默写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刘少奇《论***员的修养》，供难友们学习。

江竹筠于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1944年秋，江竹筠又考入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系，翌年转入农艺系。1946年，她毕业后回到重庆，参加和领导学生运动。1947年春，中共重庆市委创办《挺进报》，江竹筠具体负责校对、整理、传送电讯稿和发行工作，只几个月的时间，报纸就发行到1600多份，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

1948年4月，《挺进报》的发行机关被伪装进步的特务打入，以顺藤摸瓜的方式破坏了重庆市委，6月间，江竹筠被逮捕。在押往重庆的码头途中，她碰巧遇到了已经成了叛徒的原中共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立即机智地大声呵斥叛徒，使得叛徒无法再伪装害人。江竹筠被送到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后，惨遭手指钉竹签等毒刑的残酷折磨，仍坚贞不屈，并领导狱中的难友同敌人展开坚决的斗争。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被特务秘密枪杀，然后被用镪水毁尸灭迹，时年29岁。

■她最崇拜苏联女英雄“丹娘”；狱中难友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在亿万中国人的心中，江姐是革命意志坚强的代表。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动了无数人的心——“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员的意志是钢的。”

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也是由于对***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当新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她和渣滓洞里的难友们虽不知国旗的图案，却也以憧憬的心情商议着绣制这面代表解放的旗帜——尽管她们知道自己已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四川大学期间，江竹筠学会了俄语，并阅读来自苏联的书籍和报刊。1944年暑假回到重庆时，她参加了中苏友协招待会，会上放映了苏联故事影片《丹娘》——英勇不屈的卓娅成了江竹筠心目中的楷模。在狱中她受酷刑后，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当年的革命需要这种时代精神，而后人在为理想而奋斗时，同样能够从江竹筠身上得到教益。

■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假夫妻，终于结成了真伴侣。唯一的爱子寄养在别人家里；为了革命工作，她做了绝育手术

■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丈夫头颅，一时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得镇定自若

在江竹筠身上，寄托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两种精神的融合。她是一位坚强的战士，也是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最后为了革命事业又舍弃了她难舍的一切。

1943年4月，党组织派23岁的江竹筠以假夫妻的身份，配合地下党重庆市委***之一的彭咏梧开展工作，主要任务是负责通信联络。他们二人只有夫妻之名，实际上还是领导与被领导、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关系。在工作中，老彭十分关心江竹筠的安全。为了躲避重庆特务的跟踪，翌年，老彭让她报考成都的四川大学——那里号称民主堡垒，比较安全。江竹筠只读过一年高中，却向老彭保证：“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愿意拼命！”经过3个月的复习，她终于考上了四川大学，老彭则经常以丈夫的名义去看望并布置工作。

1945年，经组织批准，并肩战斗了两年的彭咏梧和江竹筠结为夫妇。一年后，儿子彭云出世。夫妇俩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里。江竹筠为了在地下斗争中轻装上阵，毅然做了绝育手术。1947年秋，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赴川东打游击。翌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路过城门时突然看到这一情景，心如刀绞，为防旁边的敌人发现，还要表现出镇定。此后，她继续战斗在川东的门户万县。

江竹筠被捕后仍时时惦念着自己的儿子。1949年初秋，她利用一个难友出狱的机会，事先用竹签蘸着棉花灰对水调成的“墨汁”，给同样是***员的哥哥江竹安写了一封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指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毛泽东看到江姐牺牲那场戏时，曾动感情地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几十年来，“江姐”要比烈士本名——江竹筠的知名度高得多，她身穿旗袍外罩毛线背心的服装样式也曾被人称为“江姐式”。这虽然要归功于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更重要的还在于烈士本人的事迹感人。

重庆刚解放时，罗广斌在一本小册子中发表了《江竹筠烈士小传》。罗广斌是由江竹筠介绍入党，并在她的领导下工作。他被关入“渣滓洞”监狱后，江姐通知狱中的难友“此人可靠”。1951年纪念建党30周年时，重庆《大众文艺》发表了杨益言所写的《圣洁的血花》征文，也是以江竹筠烈士为题材的。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了28万册的《在烈火中永生》。此后，罗广斌、杨益言以3年的艰苦创作写出长篇小说《红岩》。此书仅国内就先后发行800多万册，可以说影响了一代人。

烈士的事迹不仅被作为长篇小说的素材，而且还被搬上了舞台、银幕和屏幕，很多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以能够扮演江姐为荣。如歌剧《江姐》，是1964年由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首度排练和演出的，公演后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在风风雨雨的35年间，她经三代演员四度复排，前后共演出460余场，被赞誉为中国歌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其中的唱段如《绣红旗》、《红梅赞》等脍炙人口，被广为传唱。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红岩中江姐的故事

红岩中叙述的是只有十岁的江姐为了生活被迫去做工，由于她身材天生矮小，够不到高大的机器，只能坐在特制的高凳上，稍有疏忽就要遭到工头皮鞭的抽打。

江姐十九岁那年加入了中国***，1944年夏，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人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因叛徒出卖，江姐被捕。在审讯室里，敌人恶如豺狼，他们用尽了各种酷刑，也不能动摇江姐的革命意志。敌人用特制的四楞筷子放在江姐的手指间，双手紧握筷子的两头来回猛夹，边夹边恶狠狠的说：“你说不说，不说就把你吊起来！”这时江姐高喊：“筷子是竹子做的，***员的意志是钢铁！”

《红岩》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残酷的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篇小说。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被共同关押在“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集中营里，亲身经历过敌人的种种野蛮暴行和***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生活。

小说把反动派在全局上不可逆转的覆灭命运，与局部上的气势汹汹，疯狂镇压；把革命事业全局上的辉煌胜利，与革命者个人的悲壮牺牲，辩证地统一起来。这两位作者在写作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基础上，进一步搜集整理先烈们的斗争事迹，经过著名作家车承友加以集中、提炼、进行艺术再创造。且历时10年，才完成该部作品。

《红岩》这一神品般的小说，是中国***人精神品质最高度的概括。红岩精神，是革命先烈坚持真理、改造社会的人生伟大实践；是革命先辈为国家、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是我们改革开放发展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

有关江姐的故事要20个字或30字。

1948年6月14日，江姐——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酷刑仍拒屈、拒不交出军统所要的中共地下党情报；1949年11月14日，江竹筠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刑场，牺牲时年仅29岁。

江姐在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和死亡威胁，始终坚贞不屈，说：“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员的意志是钢铁！”

后世对江姐的纪念

1、江姐故居位于四川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姐村，2007年对外开放，成为四川省和自贡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姐故居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分为实物厅和展览厅两个部分。实物厅陈列了江姐及其家人生前使用过的部分物品；展览厅里展示的则是江姐生平事迹及资料。

2、江姐纪念馆在江姐曾经居住的四川大学女生院旧址之上，是全国首家江姐纪念馆，也是西南高校首家专题革命烈士纪念馆。纪念馆该馆占地面积约700平方米，由一个144平方米的江姐事迹主展厅、16平方米的江姐宿舍场景复原展厅、77平方米的川大英烈事迹展厅、一个400多平方米的小型院落组成。

1949年江姐遇害，被毁尸灭迹，半月后重庆解放，58年后遗书公开

半个多世纪以来，由现代作家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 《红岩》 改编而成的**、话剧、电视剧等艺术形式，使以“江姐”为核心的一批***员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在胜利即将到来之前最为黑暗的重庆渣滓洞监狱里，虽然备受严刑折磨， 却始终坚守信念，坚韧不屈地与敌人战斗直至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至今依然感动和鼓舞着无数国人。

其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江姐”，在听闻北京天安门举行开国大典之际， 在狱中与难友们一起绣红旗的情节，更是寄托了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对新中国的热切期盼……

“江姐”在文学作品中名叫江雪琴，她的原型江竹筠，在现实中也被人们敬称为“江姐”，江雪琴这个艺术形象，便是根据江竹筠这位真实的英雄“加工”而来的。那么，江竹筠又有着怎样的经历，使她值得被塑造成一位不朽的巾帼英雄形象，从而家喻户晓呢？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48年被捕入狱时，她为了迷惑敌人， 将“君”改为“筠”字 ，从此留下了一个不朽的巾帼英雄的名字。

1920年8月20日，江竹筠出生于四川自贡的一户农民家庭。那个年代的四川，和祖国其他地方一样处于思想上新旧剧烈碰撞、暗潮汹涌，经济上民生普遍凋敝、民众生活难以保障的大环境下。8岁那年，由于家乡大旱，庄稼颗粒无收，母亲便带着她和6岁的弟弟徒步200公里，投奔重庆的三舅。母亲帮三舅带孩子，竹筠则做一点简单的家务。

两年后，江竹筠的父亲在轮船上找到工作，母亲也不时接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他们就从三舅家搬了出来。读过小学的父亲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便咬牙让10岁的女儿和8岁的儿子一起进小学读书。入学前，父亲给女儿取了 “江竹君” 这个名字。

江竹筠上小学没多久，父亲就先后失业、病故，母亲一个人做针线活根本维持不了母子三个人的生计，就到大同袜厂当了工人，10岁的江竹筠也一起进厂当了童工。起初，老板看江竹君身材太小，人还没有机器高，就为她特制了一个高脚凳。可是干了两年，她们母女却因为生了一场重病，干活效率降低而被一起被赶出了工厂。

这种毫无人性的资本家做派，让江竹筠在心里对资本家们有了更理性的认识。

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着两个孩子再次投奔三舅，帮他带孩子、做家务。不过这次，三舅却找机会把江竹筠姐弟俩送到了附近一所由教会创办的孤儿院小学。

对于这来之不易的上学机会，江竹筠自然十分珍惜，刻苦勤奋又天资聪颖的她不但获得了跳级的资格，而且在一位名叫丁尧夫的老师的循循善诱下，了解了不少近代国耻的故事和鲁迅等人的进步作品， 对当时饱受列强侵略和民不聊生的 社会 现状也有了朦胧的认识。

丁老师后来被国民党抓走了，她才知道，他原来是一名***员。只是那时的江竹筠尚不完全理解，国民党为什么要抓走那么好的一位老师。

江竹筠白天上学，晚上和母亲一起帮别人浆洗衣物，靠着微薄的收入艰难度日。不过，生活的困苦并没有困住聪颖的江竹筠。她小学毕业即考入了南岸中学，而且因为成绩优异，不但被学校免除了学费，还每个学期都能挣到一笔奖学金。

1939年，19岁的江竹筠考入了重庆中国公学的高中部。在与同学戴克宇（地下党员）的朝夕相处中， 江竹筠逐渐了解了中国***的性质和宗旨，并很快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信仰。

这一年，她在戴克宇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从此，江竹筠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伟大的革命事业。

1940年秋，由于中国公学停办，为了便于将来从事地下工作，江竹筠在组织建议下考入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训练班学习，毕业后便立刻投身于革命事业，进入重庆的妇女慰劳总会工作，担任新市区的区委委员。

1943年5月，党组织要求江竹筠以地下党重庆市委第一委员彭咏梧“妻子”的身份掩护彭咏梧工作， 尚未有过感情和婚姻经历的江竹筠虽然有些羞涩 ，但为了顾全大局，还是服从组织安排了。

其实，对于当时的彭咏梧而言，这样的安排也是有些“勉为其难”的。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比江竹筠大5岁，四川云阳人。1941年秋到重庆后，彭咏梧以“信托局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他不但结婚多年，而且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刚到重庆时，彭咏梧曾写信给妻子谭正伦，让她带儿子到重庆生活，但是由于儿子正在出麻疹而未能成行。

考虑到云阳是彭咏梧的家乡和开始革命的地方，他在那里的 社会 关系比较复杂，与云阳的任何联系都可能被有心人注意到，从而暴露身份。因此，在组织的建议下，彭咏梧从此切断了和家乡的一切联系。

1943年，伪中央信托局的新宿舍建好了，但只有已婚员工才有资格申请单间。为了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掩护下开展工作，组织上为彭咏梧“物色”了江竹筠与他假结婚，实际工作中则作为他的助手和搭档。他们的“家”，也就成了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重庆地下党组织进行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 江竹筠的主要工作，便是担任“丈夫”与其他同志之间的通信联络员。

白天，他们在外人面前表现的卿卿我我，恩爱有加，俨然一对新婚夫妇的模样；晚上，二人则泾渭分明，过着相敬如宾的日子。

1944年5月的一天，江竹筠从新华日报营业部出来时，发现自己被跟踪了。身材娇小的她凭借在重庆多年的生活经验，费了很大功夫才摆脱了尾巴。为了保护市委机关的安全，组织上决定让江竹筠暂时撤退到成都隐蔽。

在一次假期回重庆时，江竹筠得知，她到川大没多久，日军飞机轰炸了彭咏梧的家乡云阳等地，他的妻儿从此下落不明，打听了许久也没有消息。 在曾经的朝夕相处中已经日久生情的他们，向组织提出了结婚的申请。

1945年上半年，江竹筠与彭咏梧这对为了工作走到一起的“假夫妻”在重庆结为真正的革命伉俪，并于第二年4月生下了儿子彭云。也就是从他们结婚时起，人们就开始称呼江竹筠为“江姐”以示亲近。

与大多数女性生产时家人在旁边守候不同，由于母亲病逝，丈夫外出工作，江姐独自一人在华西医院，还遭遇了难产。她不仅镇定地对医生提出剖腹产，还为了今后工作方便考虑，主动要求同时进行绝育手术。等彭咏梧赶到医院得知这一切时，看着疲惫又坚强的妻子，又心疼又骄傲。

江姐休完产假，接着又完成了川大第二学年的学业。就在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单方面撕毁了抗战结束后与我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在国内多地挑起内乱的战火，重庆的局势也空前紧张起来。

作为重庆市委委员，彭咏梧的工作任务也骤然加重，于是，江姐借助在三舅创办的敬善中学任兼职会计的身份掩护，回到丈夫身边当助手， 一边协助他处理党内事务，一边继续担任内外联络员，不仅和重庆周边的各秘密通讯站保持联系，有时还要接待乡下来的同志们。

1946年11月底，江姐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同志，他刚见到江姐时，并不像其他同志那样问好，却对江姐出言不逊，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架势。

原来，他就是彭咏梧的前妻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他很早就知道姐夫和江姐结婚的消息，因此一直为姐姐抱不平。虽然在不久之前的一次**招待会上，谭竹安意外见到姐夫彭咏梧时，彭咏梧已经耐心地向他解释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从他最初和江姐为工作假扮夫妻，到云阳轰炸后他再也没能联系上谭正伦母子，以及后来与江姐的结合等等。

也直到这天，彭咏梧才得知，原来谭正伦母子在轰炸那天恰巧离开了云阳，才得以幸免于难。 而他又担心给江姐造成心理负担，因此并没有把谭正伦母子健在的消息告诉江姐。

谭竹安虽然理解姐夫，但依然对姐姐的遭遇和姐夫的再娶耿耿于怀。他决定把姐夫再娶的消息暂时瞒着姐姐，也不愿意再搭理姐夫，更不愿意去面对那个抢走姐夫的女人江竹筠。

因此，当他和江姐意外见面时，便忍不住把心中的不忿一下子倒了出来。可是，了解了事情来龙去脉的江姐却并没有生气。她平和地对谭竹安说： “如果革命胜利了，我们都还活着，到那时候才能真正考虑怎样理清这种关系，需要的话，我会把老彭完完全全地还给你姐姐。”

江姐坦诚的态度和犀利的言辞让谭竹安内心一颤，他没想到眼前这个身材瘦小的女同志心胸却一点都不狭窄，反而有种大多数男性都不具备的刚烈，不禁对她产生了几分敬意。接触的时间长了， 谭竹安对江姐越来越佩服，二人从此便以姐弟相称。

1947年11月的一天，彭咏梧和江姐带着他们1岁半的儿子彭云，到谭竹安任职的《大公报》找他。一见面，江姐就说有重要的事托付给他和姐姐：

“竹安弟，我和你姐夫可能很快就要离开重庆，可云儿托付给谁，却让我们一时作难了。我们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你姐姐最合适、最放心。你看，能不能请你姐姐来重庆?这样，炳忠（谭正伦的儿子）可以在重庆读书，同时也可以照顾云儿……”

谭竹安听后感到事关重大，略微沉思了一会，一边看着小彭云一边若有所思地回答： “姐姐是个深明大义的人，我相信她会来重庆的！”

江姐很快按照谭竹安提供的地址，给谭正伦写了一封长信，亲自请求她到重庆照顾彭云。谭竹安说得没错，谭正伦的确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她接信后虽然一度痛苦到不能自已，但很快整理好情绪，给弟弟回信告知她会尽快带着儿子到重庆与他会合。

安顿好孩子之后，江姐便和丈夫离开重庆，前往这年春天就开始筹备的下川东武装斗争的前线，即云阳、奉节等地区，准备指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

江姐和彭咏梧等人在前线计划好相关事宜后，考虑到这些地方在暴动之后需要大量干部支援，便派江姐化妆成学校工作人员的模样潜回重庆，向组织请求增派干部。

江姐前脚离开前线，后脚前线的形势就发生变化，暴动不得不提前到1948年1月8日进行。仅仅一周后的1月16日， 彭咏梧率领的队伍在巫溪安子山遭遇国民党军队，彭咏梧在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 为了震慑革命群众，打击革命热情，凶残的敌人把他的头颅挂在奉节的城楼上示众。

江姐回到重庆，向组织安排下川东的干部们交代好沿途联络点及注意事项后，便与他们分头出发，不久就在途中得知丈夫牺牲的消息。她强忍悲恸，于1月20日和同志们在云阳彭咏梧的外婆家碰头，几个人分析当时的形势后，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向上级组织汇报和请示，于是再次返回重庆。

考虑到彭咏梧已经牺牲，作为妻子和战友的江姐如果这时候再下川东很容易暴露，而且孩子也太小，需要妈妈的照顾，因此组织上打算安排江姐留在重庆工作，身边的朋友们也都劝江姐留下。可是江姐却说： “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十几天后，江姐清理了家里的家具和物品，深情地回望着这个与丈夫曾经共同生活和战斗、现在已然空荡荡的房间，踏上了追随丈夫的征途。

由于暴动地区的形势异常紧张，江姐暂时在万县安顿下来，准备伺机而动。就在他为了不拖累谭竹安姐弟，正打算写信给他们，把儿子接到自己身边时，原重庆市委副书记由益智在重庆被捕后叛变，引着一群特务到万县，抓到了下川东地工委书记涂孝文。 涂孝文也接着叛变了，立刻出卖了万县、开县和宜昌包括江姐在内的大部分同志。

1948年6月14日，江姐在万县法院附近不幸被捕。

由于在一起被捕的同志当中，有个人的关系只有江姐和涂孝文知道，江姐便由此推断是涂孝文叛变了。在被从万县押解去重庆的船上，江姐故意带着涂孝文的名字，大骂他诬赖别人是***。 果然，船上有人听到后，及时把涂孝文叛变的消息传递给重庆的地下党组织，避免了组织遭到进一步破坏。

由于涂孝文叛变时，把暴动地区的党组织和领导全部推卸在已经牺牲的彭咏梧一个人身上，当敌人知道江姐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后，就对江姐格外重视，企图从江姐这里打开缺口，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1948年6月下旬，西南行辕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决定亲自审讯江姐。

令徐远举和国民党特务们意外的是，这个看起来外表文静、身材瘦小的女子，哪怕无数次被他们的酷刑折磨到昏死，之后又被冷水泼醒；甚至在对她用刑时，刻意把程度控制在不足以令她昏阙的地步， 江姐都始终没有透露半点关于党组织的信息。

在对江姐一次又一次的审讯中，渣滓洞里的200多名狱友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 如果他们听得到审讯室传出来或远或近的声音，那声音不是江姐的怒骂，就是特务的嚎叫；如果他们听不到声音，那一定是江姐被刑罚折磨得昏过去了，直到过一会，江姐的声音再次传来，他们才稍微放心，她还活着……

虽然在审讯室里，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各种威逼利诱时，江姐都显得无比冷漠和冷静；可是审讯结束一回到牢房，狱友们一边安慰她，一边帮她擦拭伤口时，就会听到她流着泪说： “这群龟儿子可真狠毒啊！”

渣滓洞监狱的幸存者后来也有回忆：

敌人的各种伎俩，在江姐面前都像小孩子把戏一样哑然失效，他们也由此确定，江姐是“真正的***员”。特务头子徐远举在多次领教了江姐的不屈态度之后，叹息道： “***厉害就厉害在这些地方……彭咏梧死了，看来江竹筠也死心了。”

随着被关进渣滓洞的“新人”为数越来越少，江姐和同志们判断，由叛徒出卖带给组织的损失已经基本被制止了。 而被卸掉的重重的脚镣和大家身上逐渐愈合的刑伤，也让铁窗中的人们越来越看到胜利的希望。

为了避免在长期的铁窗生活中产生堕落的情绪，江姐和同在女牢中的曾紫霞、李青林、黄玉清等人主动承担起了党小组的责任，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有计划地安排清洁、学习、照顾伤病员等活动，使狱友们的生活状态焕然一新。

由于缺乏学习资料，天资聪颖的江姐和曾紫霞、黄玉清硬是凭记忆默写出了 《新民主主义论》 和 《论***员的修养》 两部著作的主要内容，在狱中悄悄传阅，供人们学习。

她们还巧妙地策反了监狱的年轻看守黄茂材，通过他的关系，和监狱外面的党组织取得联系。

1949年8月，得知狱友曾紫霞即将被释放，激动万分的江姐急忙从棉被里扯出一小团棉花烧成灰末，加一点清水调成“墨汁”，又把竹签的一头在墙上反复磨尖，再找来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写了一封信给谭竹安。

在江姐牺牲58年后的2007年，人们得以在博物馆里看到这封绝笔，似乎又把时光一下拉回到暗无天日的监狱里。

江姐称谭竹安为“竹安弟”，称谭竹安的姐姐谭正伦为“幺姐”（幺在四川方言中即“小”的意思）。在信中，江姐作为革命者，对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信心；和作为母亲，对年仅3岁的稚儿的无比牵挂；以及对于孩子带给作为同志和战友的谭竹安姐弟的负担的深深自责都跃然纸上。

这封信送出去没多久，自知穷途末路的反动派就开始对狱中关押的革命者进行疯狂的屠杀，从1949年9月6日一直持续到11月29日。期间，包括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其家人、秘书，和江姐一同被关在渣滓洞监狱的陈然等人，甚至连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中也没能幸免于难。 江姐，则被确定为“先杀”的第二批名单上 。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们从此站起来了！” 消息传入狱中，大家为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而激动、振奋之际，按照自己的想象，绣了一面心目中的五星红旗！

1949年11月14日，穷凶极恶的敌人以“转移”为借口，将包括江姐在内的三十多位革命者分批押至位于歌乐山电台的岚垭刑场。

江姐已经猜出敌人的阴谋，于是在步行前往刑场的途中带头高呼 “中国***万岁！” ，恼羞成怒的敌人生怕出什么意外，还没有到达指定地点，就迫不及待地向江姐开枪。事后，为了掩盖罪行，他们用提前准备好的强盐酸毁尸灭迹，兽行之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江姐虽然在黎明前最为黑暗的时刻被捕并牺牲了，最终没能看到，在她牺牲仅仅半个月后，重庆就获得解放，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但她丰富的精神世界，早已在《红岩》及其衍生的各种文学形式中得到复活和升华，成了几代***人的精神代表之一，也成了全国范围内几乎家喻户晓的巾帼英雄。

据说当年，毛主席观看由《红岩》改编的歌剧《江姐》，当剧情推进到江姐牺牲的那场戏时，毛主席动情又不无遗憾地感慨： “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

时至今日，江姐的形象依然深入人心。她面对敌人时的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对同志和战友的坦荡和柔情，必将继续激励和鼓舞一代代国人。

江姐被叛徒出卖惨死，叛徒妻子仍在世，为何她却备受国人尊敬

1949年的秋天，北京和重庆出现了巨大的反差。

北京处于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中，而重庆却笼罩在恐怖和血腥之中...

1949年11月，毛人凤制定了一个重庆大屠杀计划，要将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变成人间炼狱，杀净革命志士。

在白公馆门口，毛人凤手下雷天元毕恭毕敬地问道：“渣滓洞的犯人打算分两批，一批全杀，另一批行为较轻的，做拟感化教育。请示毛先生，这样做是否适当？”

毛人凤轻蔑地瞟了一眼雷天元，说：“我们打胜仗的时候，可以做感化教育。今天打败仗了，感化教育还有用吗？”

雷天元瞠目结舌道：“您的意思是……全部杀掉？”

毛人凤连眼睛都没眨一下，扭头便登上 汽车 ，在消失的车子后只留下一句硬邦邦的话：“过去就是因为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局面。你觉得呢？”

枪声、喊声、骂声里阴雨、火光中，300多名被关押的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之前。

其中就有革命英雄江姐，江姐最早以《红岩》主人公的形象出现。

江姐原名江竹筠，年纪轻轻就死去的江姐本应活在新中国里，却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锒铛入狱，最后壮烈牺牲。

这大叛徒就是蒲华辅，也是《红岩》里“甫志高”的原型之一。

郭德贤正是叛徒蒲华辅的妻子，古语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照理说他妻子也就算不是叛徒，但也不会好到哪去，但郭德贤却备受国人尊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白色恐怖中，郭德贤找到救国路

在日本想要吞灭中国的时候，在战火连天、生灵涂炭的时候，每个有着救国之心的革命志士都在自问。

到底是选择国家：走上一条救国、报国的革命之路，还是选择小家：去报答父母、幼儿绕膝的安稳之路？

到底是选择生还是死？

而在 历史 长河中，郭德贤已经给出了她的答案。

为救亡图存，1939年，刚满15岁的郭德贤就已加入中国***。

郭德贤有着一腔的爱国热忱，多次组织发动师生团结抗日，在街头和集会上，都可见她激动人心的“抗日救亡”的演讲。

此时的她，在云阳女子师范学校读书，郭德贤刚刚15岁，也是一个女子碧玉一般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郭德贤，聪明漂亮，能干活跃，个子又高，是女生中的积极分子，追她的人都成串成串的。

当时郭德贤所在的学校——云阳女师设在一个庙子里，与隔壁的县男中只隔了一道墙，学校对女生看管得很严，不准男生进入，更不准女生晚上出去。

可是郭德贤她们宿舍的四个人，都活跃大胆，怎么可能安安静静。

到了夜深人静之时，她们就会想办法从二楼的窗户上用根绳子吊下来，再绕到学校后面的山坡，从一条小道进到一位男生的寝室，去听从延安传来的 “中央文件”。

这位男生姓蒲，等郭德贤和她的三个好朋友到来时，他将床挡住门，床上挂上蚊帐。

女生们拉开后门，捞起蚊帐就上床进屋，然后这男生就出去 “放哨”。

夏天，蚊子多，女生都坐在蚊帐里，听这个男生读 “文件”，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呼噜声此起彼伏。

念文件的男生气坏了，大喊一声，“我要出去撒尿！”

说着捞起蚊帐就要从女生身上跨出后门去，把郭德贤她们四人吓得翻身爬起来，女生们乱作一团，瞌睡全没了。

到清晨，放哨的男生跑进来说，“天都亮了，你们还不快走！”

四个女生又悄悄跑回宿舍去，只是辛辛苦苦跑来听的延安文件到底说的什么，倒是一点都记不得了。

后来这个姓蒲的男生，成了郭德贤的丈夫，也就是蒲华辅。

郭德贤和蒲华辅婚后育有一子一女，两人共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夫妻二人成为了人人羡慕的伉俪夫妇。

这美好的日子，直到蒲华辅被捕时戛然而止。

平时蒲华辅“唱马列主义调子”比谁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敌人的监狱和老虎凳面前时，却经不住一顿酷刑拷打而当了叛徒。

蒲华辅一口气接连供出30多名同志的名字，其中就包括自己的结发妻子郭德贤。

那这个彻头彻尾的叛徒的下场如何呢？

蒲华辅虽然出卖了江姐，但在狱中死得比江姐还早。

当时行刑的特务拿到了准备枪决的犯人名单时，惊到：“怎么还有蒲华辅呀？老蒲可是为我们抓***立过大功的呀！”

“那叫活该！”另一位行刑的特务阴笑着对同伙说道，“委座才不相信投诚来的***真心跟老子们一条心呢！”

最终蒲华辅仍然没有逃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子。　

血雨腥风中，他们的信仰闪闪发光

令人诧异的是在这常人都无法忍受的重刑下，牢狱中所有的女性里没有一人当叛徒！

人们常称赞男人有着钢铁一般的意志，女人总是柔情似水、以泪当歌。

但在“红岩”故事里，被关在渣滓洞里的这些女人们，却个个意志坚定，宁死不屈。

在郭德贤被捕入狱的时候，重庆市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多位高层领导都已经相继叛变，许多***员和革命志士被出卖而被捕入狱。

这些丑陋的背叛者，不顾同志们的强烈劝阻和压制，无论如何要去投降叛变，以求生存。

狱中同志有的人甚至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所以，整个狱中的气氛非常沉闷。　

而此时，郭德贤的状况也很不好。

在被她丈夫蒲华辅出卖后的一段时间里，她的心情十分悲痛，遇到战友时也总是控制不住情绪。

郭德贤刚被挚爱的丈夫背叛，年幼的儿女也跟着入狱，身材又是这般瘦弱，牢狱的环境又非常糟糕，她能扛得住吗？

但郭德贤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坚定的回答，也正是从她的身上，在狱中的难友们重新看到了希望和坚定了信念。

郭德贤顽强不屈，她守口如瓶，从不泄露党的各种机密，狱中难友对她大声称赞，就连敌人也会高看她一眼。

为鼓舞狱中战友，她不仅提出“坚持学习、锻炼身体、迎接解放”的口号，也会组织狱友共同学习、一起讨论。

郭德贤还是狱中“铁窗诗社”的主要组织人，在艰苦无比的牢狱内，铁窗诗社也变成了激励人心的重要阵地。

有诗社，那必然就有文房四宝，狱中诗友集思广益，把“文房四宝”发明了出来，还在牢房里广为流传。

文房四宝里的纸，便是监狱中大家节约下的“如厕手纸”；

笔，是从厕所竹墙壁上靠诗友们扳下的一块块竹片，但没有刀又如何把竹片削成笔呢？诗友们用嘴咬破竹片后再在地上磨尖，“笔”就成了；

但墨水又从何而来呢，想了很久他们才找到一个巧办法——从破棉袄里扯出一团棉花，用油灯点烧成灰烬，再拌上水，这样“墨水”便制作完成了。

在遭受酷刑折磨后并没有屈服，反而敢于斗争，她的事迹一下子扭转了渣滓洞监狱的气氛。

在白色恐怖的最终时，郭德贤命运如何？

1949年11月，崭新的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多月，而在重庆阴暗的地下，渣滓洞、白公馆的革命志士们满怀希望等待黎明的曙光到来。

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开始了激烈的报复，进行疯狂大屠杀。300多名革命者的鲜血汇成了河，烈烈火光燃烧了天空。

“嗒嗒嗒……”

1949年11月，在渣滓洞中，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有人中弹后踉跄倒下。有人一听枪声便转过身，来不及半点犹豫，就振臂高喊起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嗒嗒嗒……”子弹更加密集地射来。

更多的人倒下了……

先倒下的人中有人突然站了起来，带着浑身的鲜血，举起拳头，使出最后的力量在高喊：“打倒反动派！”

“中国***万岁——！”

“嗒嗒嗒！”“嗒嗒嗒……”更加密集而猛烈的枪声。

“***……万岁！”

“毛主席……万——岁！”

“嗒！”“嗒嗒！”“嗒……”

没有人再从地上站起来，断断续续的口号声、呻吟声是从地面传出的，声音小了，甚至有些含糊不清。

特务便向这些仍在发着声音和扭动肢体的人补枪，把尸体草草扔进大坑里。

此刻的重庆，黑暗如磐。

郭德贤在地板上默默地坐着，身上穿着入狱前的旗袍，轻轻安抚着正在哭泣的年幼儿女。

在这危机的时刻，她只觉得内心平静，郭德贤正在等待她最后的命运时刻到来。

就在此时，她突然听见有人来开门，抬眼一瞧，眼前男子正是狱中结识的周居正。

原来，因为渣滓洞内关押的人数过多，大部分的特务都赶去屠杀。

而留在渣滓洞的看守因同情，便偷偷打开了牢房门帮助他们越狱。

时刻紧急，郭德贤将年幼的儿女分开，她和周居正每人背着一个孩子。

两人冲下楼后，疯狂地逃命。

在逃亡路上，远处是火光，周围却都是难民，郭德贤翻山越岭，足足跑了20公里，逃到了白市驿地区。

到天亮的时候，才在一个好心的农民老太婆家藏起来。

两天过去了，老太婆告诉她，说是外面到处都是解放军。

郭德贤连忙出来一问，才知道重庆已经解放了。

后来被人一问，郭德贤都不知道，渣淬洞监狱离白市驿机场到底有多远。

她只是奇怪，自己怎么会背着小可（郭德贤的小儿子），一夜之间跑了这么远的路，居然跑到机场来了。

在这次白色恐怖中，一共有300名革命志士，但也仅仅有35个人从这场大屠杀中逃脱。

其中男性32人，女性3人。渣滓洞15人，白公馆20人。

红岩精神永存

到了每年的清明节和“11·27”红岩纪念日，以郭德贤为首的革命英雄，每年都会去烈士陵园，去祭奠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战友们。

风雨无阻，从步履蹒跚到苍苍白发，哪怕身体不便只能坐轮椅，郭德贤也从未缺席。

在今年的清明节，工作人员缓缓推着轮椅，带郭德贤来到烈士陵墓。

这位老人早已无法站立，但还是坚持让工作人员搀扶她，为逝去的战友献上了一朵白花。

她含泪说道：“现如今，中国强大了，人民幸福了。烈士们，你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好的给50或更高 《红岩》中的江姐的简介 （红岩中的江姐而不是现实中的）

红岩中的江姐：姓江名雪琴。中共重庆地下党党员。《挺进报》的负责人之一。重庆学运的负责人之一。丈夫叫彭松涛。在小说红岩中，江雪琴在赴华蓥山的途中目睹了自己丈夫的惨死，悲愤之余，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斗志。在小说红岩中，因甫志高的叛变，江姐在华蓥山下被这个叛徒带来的特务抓住，被捕入狱。在狱中，江姐顶住了种种酷刑的折磨，坚决不招供。重庆解放前夕，江姐被秘密处死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

实际上，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和现实中的江姐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叫江雪琴，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成员，《挺进报》和重庆学运的负责人，这一点和现实中的江姐是一致的。只不过现实中的江姐叫江竹筠。小说红岩中的江姐去华蓥山一是传达重庆市委的指示，并随身带了一大堆的《挺进报》，二是和丈夫相见。这一点和现实中的江姐严重不符。在那个年代别说带一大堆的《挺进报》，就算带一张，一旦被特务发现，那也是脑袋立马搬家。而且现实中的江姐从来就没有去过华蓥山，华蓥山是上川东；江姐去的是下川东，是云阳。江姐和她的丈夫前往下川东（云阳）组织武装暴动。江姐也从来没见到自己丈夫惨死的样子，只是听说。江姐是在下川东被捕的，即：万县，就算现在的重庆市万州区。被捕之后的江姐和小说红岩中的江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也就是说是实实在在的顶住了酷刑的折磨。而且现实中的江姐也是在重庆解放前夕被秘密处死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

小说红岩对江姐的描写其实并不多，但是确确实实的占据了一定的篇幅，因为现实中的江姐被捕之后，是渣滓洞被关押的女囚中第一个被酷刑拷问的女囚，而且被打的很惨。因此小说红岩对江姐的占据篇幅有一定的倾斜，原因就在这里：现实中的江姐本身就是中共重庆地下党的一张活地图，她知道太多的人和事；加之又和下川东的武装暴动有关；偏偏江姐又是一个天棒，长了一副钢牙铁齿，想逃过酷刑的拷问，门都没有。所以，在劫难逃！

阁下问的是小说红岩中的江姐，但是要知道小说中的江姐，就必须要知道现实中的江姐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部小说就是从真实的历史中脱胎而来的，而且改动不小。并且，小说中的江姐太过刚硬，感觉除了流血，就看不到流泪。说真的，我更喜欢真实的江姐，有血有肉。

希望以上回答能让您满意。

好了，今天关于“江姐怎么死的”的话题就到这里了。希望大家通过我的介绍对“江姐怎么死的”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并且能够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