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解答有关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的详细情况的问题，希望我的回答对大家有所帮助。现在，我们就开始探讨一下建安七子与竹林七贤的详细情况的话题吧。

求竹林七贤和建安七子的生平成就及抱负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 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 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 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建安七子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瑀，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瑀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玚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分别是哪七个人？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1、孔融（153年－208年9月26日）

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家学渊源，为孔子的二十世孙、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融能诗善文，曹丕称其文“扬（扬雄）、班（班固）俦也。”其散文锋利简洁，六言诗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现实。原有文集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孔北海集》。

2、陈琳

字孔璋，广陵射阳人 。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生年无确考，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陈琳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原有集10卷，已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3、王粲

王粲（177年—217年2月17日），字仲宣。山阳郡高平县（今山东微山两城镇）人。东汉末年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太尉王龚曾孙、司空王畅之孙。著《英雄记》，《三国志》记王粲著诗、赋、论、议近60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文集十一卷。明人张溥辑有《王侍中集》。

4、徐干

字伟长，汉末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建安七子”之一。以诗、辞赋、政论著称。代表作：《中论》《答刘桢》《玄猿赋》。其著作《中论》，对历代统治者和文学者影响深远。

5、阮瑀

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市尉氏县）人，汉魏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所作章表书记很出色，当时军国书檄文字，多为阮瑀与陈琳所拟。名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诗有《驾出北郭门行》，描写孤儿受后母虐待的苦难遭遇，比较生动形象。年轻时曾受学于蔡邕，蔡邕称他为“奇才”。

6、应玚 [yáng]

字德琏，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省项城市南顿镇）人。东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应玚初被魏王曹操任命为丞相掾属，后转为平原侯庶子。曹丕任五官中郎将时，应玚为将军府文学。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应玚卒于疫疾。

7、刘桢

字公干，东汉末年东平宁阳（今山东宁阳县泗店镇古城村）人，东汉名士。其祖父刘梁，官至尚书令，其人博学有才，警悟辩捷，以文学见贵。建安二十二年 (217)，刘桢与陈琳、徐干、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4卷，《毛诗义问》10卷，皆已佚。明代张溥辑有《刘公干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1、嵇（jī）康

一作223年－262年），字叔夜。汉族，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他注重养生，曾著《养生论》。有《嵇康集》传世。他的作品反映出时代思想，并且给后世思想界、文学界带来许多启发。

2、阮籍

三国时期魏国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竹林七贤之一。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著有《咏怀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等，其著作收录在《阮籍集》中。

3、山涛

字巨源。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 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政治家，“竹林七贤”之一。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太康三年（282年），升为司徒，以老病归家。次年去世，年七十九，谥号“康”。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袁宏在《名士传》中称山涛等七人为“竹林名士”。

4、向秀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竹林七贤之一。向秀雅好读书，与嵇康、吕安等人相善，隐居不仕。景元四年（263年）嵇康、吕安被司马昭害死后，向秀应本郡的郡上计到洛阳，受司马昭接见，后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泰始八年（272年）去世。

5、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魏晋时期名士，与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和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刘伶现今存世的作品只有《酒德颂》 和《北芒客舍》。其作品生动的反映了魏晋名士崇尚玄虚、消极颓废的心态，也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蔑视及对自然的向往， 后世以刘伶为蔑视礼法、纵酒避世的典型。

6、王戎

字濬冲。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白沙埠镇诸葛村）人。三国至西晋时期名士、官员，“竹林七贤”之一。王戎出身琅玡王氏。长于清谈，以精辟的品评与识鉴而著称。最初袭父爵贞陵亭侯，被司马昭辟为掾属。累官豫州刺史、建威将军。后参与晋灭吴之战，吴国平定后，因功进封安丰县侯。在荆州拉拢士人，颇有成效。

7、阮咸

字仲容，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南）人。 魏晋时期名士。阮籍之侄，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又与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并称为“竹林七贤”。阮咸精通音律，善弹琵琶，时号“妙达八音”，有“神解”之誉 。存世的作品有《律议》、《与姑书》。“阮咸”这一乐器也是因其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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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都是谁？

中国三国魏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嵇康(224—263) 嵇康(223～262),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于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这首绝唱而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于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建安七子”，“竹林七贤”，全真七子，前七子，后七子各指哪些人？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

“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

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

北海徐□伟长、陈留阮□元瑜、汝南应□德琏、东平刘

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

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

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

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

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

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

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

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

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

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

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阮□在建安初,陈琳在建

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在建安十三年后。

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

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

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

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驾出北郭门行》、

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

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七哀诗》、刘

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

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

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

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

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

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

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

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

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

较刚劲有力，阮□比较自然畅达。徐□诗、赋皆能，文

笔细腻、体气舒缓。应□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

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

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

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

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

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

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

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

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

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

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

上更臻于精美。如徐□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

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

马长城窟行》、阮□《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

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

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

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

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

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

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

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

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

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

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二人是曹魏一

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

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的书记，徐

□、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

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

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

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

《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

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

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

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

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的政治伦

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

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

《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

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文学史上的“竹林七贤”，是指曹魏正始年间的七位诗人，即阮籍、嵇康、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魏氏春秋》载：“嵇康寓居河南山阳县……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从中国古典文学的角度上说，“竹林七贤”中以阮籍、嵇康二人成就最高。阮籍的代表作是辑有82首五言诗的《咏怀》，这些诗作多为嗟声忧时、苦闷彷徨之作，从某一种意义上说，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相轻，受官场排挤的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嵇康，善文学好音乐，官至中散大夫，其文学代表作为散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在音乐方面，以弹《广陵散》著名，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这两人的一诗一文，各有特色，各有千秋。阮籍表达诗的主题，采用隐晦曲折的方式，而嵇康的文，则是语言直率泼辣，风格幽默，表现出自己放荡不羁、疾恶如仇的性格。其他如山涛、王戎、阮咸三人无作品传世，刘伶除了《酒德颂》，只有一首五言诗《壮芒客舍诗》流传于世，向秀仅存《思旧赋》一篇。

全真七子

全真七子是中国道教重要支派全真教的开山祖师王重阳的七个弟子。他们各有所长，分别继承了王重阳的各种绝技。在金庸先生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把全真七子描写为武功高强的人士，但现实里并非所有人都会武艺。

全真七子分别为以下七人：

马钰——丹阳子

丘处机——长春子

王处一——玉阳子

刘处玄——长生子

谭处端——长真子

郝大通——广宁子

孙不二——清静散人

前七子

明代文学流派。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

针对当时虚饰、萎弱的文风，提倡复古，他们鄙弃自西

汉以下的所有散文及自中唐以下的所有诗歌，他们的主

张被当时许多文人接受，于是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文学上

的复古运动。除李、何之外，这个运动的骨干尚有徐祯

卿、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总共七人。为把他

们与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人

相区别,世称“前七子”。他们的文学观的共同点是,强

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有其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明

初制定和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使许多士子只知四书

五经、时文范本，不识其他著作。而充斥当时文坛的多

是“台阁体”、“理气诗”。前者是粉饰现实、点缀太

平的无病呻吟,“陈陈相因,遂至□缓冗沓，千篇一律”

（《四库全书总目》）；后者确为“击壤打油，筋斗样

子”（朱□尊《静志居诗话》），迂腐庸俗，诗味索然。

李梦阳等人面临这种情况，首倡复古，使天下复知有古

书，使人们注意学习情文并茂的汉魏盛唐诗歌，这对消

除八股文的恶劣影响、廓清萎靡不振的诗风，有一定功

绩。

前七子提倡诗必盛唐,有其文学渊源。早在宋末,严

羽已主张学诗应“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

天宝以下人物”(《沧浪诗话·诗辩》)。盛唐诗人，尤

其是杜甫,诸体诗已完全成熟,一向是宋、金、元的一些

有识之士的学习对象,效果可观。到了明初,林鸿、高□

就正式以盛唐相号召。林鸿的《鸣盛集》专学盛唐，高

□编辑的《唐诗品汇》将盛唐诗列为唐诗的正统。而前

七子的文学主张正是这种传统的必然发展，并且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稍加理论化、系统化。

前七子在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总的思想指导下，在

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上彼此仍存在着某些分歧。李、何

之争正是其表现。虽然他们都认为诗文之法来自秦汉盛

唐，但在摹拟方法上则稍有不同。李梦阳的拟古，提倡

句模字拟,强调“开阖照应，倒插顿挫”的成法,要“刻

意古范”，“独守尺寸”；而何景明则主张拟古要“领

会神情”，“不仿形迹”，应该做到“达岸舍筏，以有

求似”，最终不露模拟的痕迹。由此可见，前七子倡导

复古,并非完全是食古不化,他们中有些人也在思考、探

索，只是没有达到以复古求创新的高度。李、何之争虽

不免夹杂意气用事成份，但也推动李梦阳此后的自我反

省。他晚年在其《诗集自序》里承认己诗“情寡词工”，

对过分强调“刻意古范”有追悔之意。另外，徐祯卿在

《谈艺录》里论诗，重情贵实，主张“因情立格”，亦

与李梦阳的看法有所区别。

前七子多是在政治上敢与权臣、宦官作斗争的人物。

尽管他们诗文创作成就不等，但均有一些面对现实、揭

露黑暗的作品。如李梦阳、何景明的《玄明宫行》、王

九思的《马嵬废庙行》、王廷相的《西山行》等，都是

表现宦官专权及讥刺他们横行不法、骄横*逸的题材，

颇切中时弊。

前七子力倡复古，影响甚巨。弘治以来明人汇刻的

《唐百家诗》（朱警辑刻）、《唐十二家诗》（张逊业

辑刻）、《唐诗二十六家》（黄贯曾辑刻）、《广十二

家唐诗》（蒋孝辑刻）等选本，大多只收中唐以前诗歌，

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前七子也是后七子的前导，使文

学复古运动在明代长达百年之久。

但是，前七子中一些人过分强调了从格调方面刻意

模拟汉魏、盛唐诗歌，甚至将一些结构、修辞、音调上

的问题视为不可变动的法式，鼓吹“夫文与字一也。今

人摹临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书。何独至于文，而

欲自立一门户邪？”（李梦阳《再与何氏书》）这就否

定了文学应有独创性,也否定了创作的现实生活根源,以

致发展到后来模拟成风，万口一喙。嘉靖初，诗人薛蕙

与杨慎论诗，就认为“近日作者，模拟蹈袭，致有拆洗

少陵,生吞子美之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很

有识见。

后七子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由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吴国伦和徐中行等七人组成。他们在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之后，继续提倡复古，彼此标榜，声势更为浩大，世称后七子。后七子的文学主张基本上与前七子相同，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李攀龙、王世贞是后七子的代表作家，他们认为古文已有成法，今人作文只要“琢字成辞，属辞成篇”，模拟古人就可以了。并且武断地认为散文自西汉以后、诗歌从盛唐以后，都不值一读。把复古运动引到了极端。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较长，他们的文学主张彼此间有不少差异，而且有所发展和变化。李攀龙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近20年之久，后来他也渐渐地觉察到复古主义的某些弊病，认识到“代不能废人，人不能废篇，篇不能废句”的道理。由于后七子立论有的褊狭，有的通达，故其创作中的模拟仿古程度也有所区别，其中李攀龙最为严重。后七子在近体诗方面都有一定功力，李攀龙俊洁响亮，王世贞精切雅致，吴国伦整密沉雄，徐中行闳大雄整，谢榛神简气逸。但都带有模拟的毛病。加之才气不足，生活不厚，常有重复雷同的现象。在后七子复古运动后期，由于公安派、竟陵派的攻击，其影响渐弱，已不能左右文坛。但他们“墨守唐音”的部分看法仍为许多诗人所接受。明末至清代也有不少诗人仍然受到他们理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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