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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留守在土地的80后，也要进城了

配图 | 《大江大河》剧照

我偶尔会在晚上经过二林家所在的小区，看着稀稀落落的几盏灯光忍不住想：这个曾让二林心力交瘁、痛不欲生的房子，这个间接害死了二林父亲的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他付出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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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是80后，出生在东北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里，全村只有70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很穷。

邻居有一双儿女，大女儿叫丽芳，小儿子叫二林。二林大我3岁，我俩从小玩到大，丽芳姐对我也很好，但凡她家做点好吃的，都会送来和我一起分享。村里孩子一起做游戏，她也总护着我。

丽芳姐长到十几岁，和本村的一个少年谈起了恋爱，她父母却坚决反对。听说是嫌弃男方酗酒、不务正业，而且家里也很穷。在一次私奔未遂之后，倔强的丽芳姐跳进了离村子不远的“洋井”里——这是当年日本人留下的。

后来二林跟我说，在丽芳姐的遗体被送回家之前，他怎么都不相信，“明明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会说没就没了呢？”

“我姐抬回来之前，我一直寻思要摸摸她的脸，我以为肯定还是温乎的。结果我去摸，冰凉冰凉的，我才知道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

丽芳姐去世后，她母亲因悲伤过度，愁垮了身体。她父亲身体本就不好，家里的经济条件每况愈下。二林很懂事，他初三没读完就主动提出要辍学外出打工。父母看着家里的境况，只得同意。

一直以来，我们村的耕地都不多，如果按人头分，每人大概可以分得3.2亩左右。所以来自土地的收入非常有限。除了个别脑袋灵光的人做点小生意脱了贫，村里绝大多数男人都只能在农闲时去县城打零工补贴家用，大家手头都没多少余钱。

那几年，没学历又没一技之长的二林走了很多地方，从天津的水果店到大连的服装厂，从沈阳的超市到哈尔滨的工地，吃了很多苦。

他在哈尔滨的工地上干活时，我正好在那边读大学，去看过他几次。那天，我跟着他穿梭在满是灰尘的楼房框架之间，逐个楼层打眼儿、安装线盒。到了晚上，我没回学校，跟着二林住进了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

工棚里头低矮昏暗，又脏又乱，七八个男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因连日劳动，大家都鲜少换衣洗澡，身上散发出阵阵臭味，我实在难以忍受。后来外出吃饭时，我忍不住问二林在这儿感觉怎么样，他却少见地严肃起来，对我说：“还行。你可一定要好好上学，别像我，完犊子、没出息。”

二林在哈尔滨干了2年。头一年包活儿的是二林的一个远亲，后几个月一直没给他开过工钱。

我去看二林时，曾几次提醒他抓紧要钱，可他总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开口。到了年底要回家了，二林才急了，亲戚一开始还让他放心，说年前肯定给，可年根将近，这位远亲的电话就再也无法接通了。

第二年，包活儿的变成了二林的表哥。他说要帮二林攒钱，每月只给他几百块的生活费，“剩下的钱等过年回家时一起给你。”这位表哥与我们同村，不着调的名声早都传遍了，二林却再次因为亲戚关系和表哥“包工头”的身份选择了信任。

结果，这位表哥却把二林和其他几个工友的工钱，都送给了一个女大学生和赌博机。向来好脾气的二林终于忍无可忍，和表哥大吵几架，甚至动了手。后来还是表哥的父母出面求情，才勉强作罢。

二林原本就好酒、仗义，舍得为朋友花钱，加上也没拿到什么工钱，几年下来，依然没攒下几个钱。

2

2005年，没闯出什么名堂的二林决定回老家。此时，24岁的他在农村已经算是大龄男青年了，父母给安排了三次相亲，都没成功。

第一位相亲对象嫌弃二林个子小，见了一次之后就再也没了下文。二林确实不高，将将1米6，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上去也很单薄，这在靠身体吃饭的农村很不吃香——但二林的力气其实并不小，他十多岁时就能像大人一样扛100多斤的粮食了。

另外两位相亲对象更实际，她们要求二林家必须提供三间砖房，再加十几万的彩礼。当时，二林家住的是刚翻新的“一面青”（房子正面由红砖砌成，其它三面用的是土坯），即便如此，还是几乎掏空了二林父母的家底。

打我记事起，我们村里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住土房，只有两三间“一面青”。1998年，村里才有了第一间全砖房。大约从2000年开始，砖房才开始慢慢多了起来。

那年暑假我回家，二林对我说：“你知道她们要多少彩礼吗？一个10万，一个12万，还要砖房，我家现在根本没钱。”

其实按本地的婚嫁标准来看，这要求不算过分。我听说过女方要15万甚至是18万彩礼的。当然无论多少，在我们这个贫穷的地方，男方几乎都需要外借，只是借多借少而已。

如果只是彩礼钱，二林父母还能勉强应付，但扒了他们刚翻新的房子重建，实在是无能为力——盖三间砖房最少需要5、6万元，再加上白瞎了的翻修钱，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段时间，二林的心情很不好，他白天很少出门，等到寒冷的冬夜，又没来由地走去三四十里之外的姥爷家。我们问他去干嘛，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事，就是想我姥姥姥爷了。”

后来我跟他聊天，他才告诉我实情：“我不愿见屯子里的人，他们都看不起我”。

经历了多次相亲失败之后，二林的婚事终于迎来了转机。

嫁到外县的姨妈给二林介绍了一个姑娘，叫月红。对方接受二林家的“一面青”，彩礼也只要8万。二林和月红相处了半年，就张罗着结婚了。我们几个发小还没见过月红时，就问二林：“那女的好不好看？”

二林憨笑着，脸通红，半天憋出来几个字：“不好看，胖。”我们再问他、闹他，他就死活不开口了。

二林第一次带月红回村，正赶上我放寒假在家，几个发小赶紧乐呵呵地去他家瞧。月红确实有点胖，1米5左右的身高，体重约有一百四五十斤。她很敢说，似乎有点“愣”，不像一般女孩第一次到男方家会腼腆矜持。

过了年，二林和月红办了婚礼，父母分了一半的地给他们种。以前外出打工的艰难和新婚燕尔的新鲜感，也让二林坚定了留在家的想法。

那时候除了少数外出读书的，村里的小伙伴们大多走着一条差不多的人生路——小小年纪辍学，要么外出打工，要么找师傅学一门手艺：修车、修手机、电焊、木匠、美容美发……等到了适婚年龄，就回家相亲结婚，然后在附近县城打一份工，或开一家小店。虽然挣的不多，但也可以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

二林也想这样，他除了卖力气，别无所长。农闲时，他就在县城里扛粮食、扛水泥、扒房子，什么挣钱多就干什么。结婚第二年，二林当了爸爸，比原来更加起早贪黑地“挣命”了。

那年暑假，我经常看见二林在日落时分骑着破自行车进院子。扒房子使他整个人变得灰扑扑的，从头顶到黄胶鞋面，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他的娃娃脸早被晒成了暗红色，头发因多日未修剪，显得异常蓬乱，两侧的鬓角炸了出来，看起来十分狼狈。

我实在看不下去，趁他在院子里洗漱时，劝他说：“要不还出去打工吧，挣的也多点。”

二林秃噜了几把脸，抬头说：“不去，守家在地的多好，出去也没啥意思。”

“哈尔滨今年没活儿了吗？”

“有，有也不去了，净给别人挣钱了，稳当地在家挺好。”

3

二林很少向人抱怨，他心中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在村里盖一个大砖房，让老婆孩子过得更好。

其实早在2007年，我们村就有家庭在县城买房了。这家男人有两个做生意的哥哥，资助他买了楼房，顺便把父母带去享福。第二年，又有一个瓦匠拿出攒下的钱，举家搬进了县里。

当时县城的房价并不高，在村里盖三间砖房的花费再加几万块就能买一个六、七十平米的两室一厅。

其实村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家庭咬咬牙也都买得起，但大家却不想这么干——大家都觉得，又没有正式工作，就算住在城里，也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就拿先搬去城里的那两户人家来说，他们白天要回村种地、侍弄牲畜，傍晚再返回城里睡觉。每天骑车往返，累得慌。而且村里人已经习惯了出门全是亲戚、熟人，大事小情都有人帮忙的环境，去了城里不认识几个人，话都没地方说。

可就是短短几年的工夫，村里的“买楼风”竟越刮越烈。到了2015年春节，我们村在县城买房的人家已经有了20几户了。砖房变得不值钱了，从前给10万元还不卖的，现在连打听的人都没有。

那年，我们几个发小一起喝酒，二林喝了很多，说起了心里的不快：“我媳妇说住够了这破房子，看那么多买楼的，也想买，还说不买要他妈的跟我离婚。使啥买？结婚时的彩礼钱她都给她妈了，要不她弟使啥结婚？我他妈一天累得跟三孙子一样，家里一年能剩几个钱她不知道？买楼？买她妈了个X吧。”

说到伤心处，二林的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把一个酒杯摔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他这样，都傻了，不知该怎么劝，只能默默地拍着他的肩膀。

大家是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谁也不忍心看着二林离婚打光棍。过了一会儿，小双出了个主意：“二林，你得先稳住你媳妇。就跟你媳妇说，让她再委屈两三年，肯定给她买楼，好好说，不行发个誓啥的。”

那晚二林大醉，我把他搀扶回家时，月红急了眼，直接拿着笤帚疙瘩照着他的大腿狠狠地旋。她又打又骂，十分剽悍，我劝了半天才住了手。

几天后，二林照着小双教的话说，差点就跪下了，可月红不答应。二林和父母一起劝了几天，又请来岳父母帮忙，才总算让月红暂时打消了去县城买房的念头。但她给出了期限：“2年后必须买，不然就离婚。”

我们几个发小在背地里议论，都觉得在农村，娶月红这种媳妇是“大忌”。二林辛辛苦苦地打工，可她除了吃喝，就是在村里的小商店打麻将，钱能攒下多少呢？

不干活不说，脾气还不好，在家说一不二，二林稍微不如她的意就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向。

有次过年，我们几个在二林家打扑克。二林在兴头上，没注意灶台里的柴火，月红大声叫骂，还当着众人的面操起一根粗木棍，照着二林的大腿狠狠地打，把棍子都打折了。

可二林对月红却很好，几乎百依百顺。农闲在家时是他做饭，媳妇偶尔打骂，他都是以笑回应，很少对外人诉说对婚姻的不满。

所以，哪怕外人觉得二林跟月红离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话却是怎么都没法说出口的。

4

没过多久，村里突然传出了一条丑闻——月红出轨了，对象竟然是二林的舅爷，比二林的父亲还要大几岁。

那段时间，月红经常去帮舅爷家干农活，不知为何，两人一来二去就搅到了一起。那天，偷情的二人被舅奶当场捉住，整个村子的人很快都知道了。

我们问二林打算怎么办，他哭着说：“能咋办啊，太磕碜了，在屯子里没脸出门了，这屯子我待不下去了。”

我急了：“你他妈还不离婚？”

二林并没有回答我，只是双手抱着头“呜呜”地哭，又大力锤自己的脑袋。我赶紧上去拽住他，他哭得更大声了，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二林到头来还是没离婚。因为觉得在村子里无脸见人，和月红匆匆在城里租了个平房住。我去看他时，见到月红觉得有些尴尬。月红倒洒脱得很，热情地招呼我、开着玩笑，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半年后，二林还是因为心疼租金回到了农村。那些日子，他不止一次地和我说，总感觉自己心里有一个大石头压着，“觉得憋屈，憋得好像要得什么大病了。”

我说那就别舍不得那两个钱，干脆搁城里住吧。二林又说城里开销太大，今年活儿也不好，“村里现在也没几个人，我也不爱出屋，挺挺就过去了。”

之后的2年，村里又有很多人家搬去了县城，有的还搬到了其他城市。当然，其中有不少人搬家是为了面子硬撑，举债也要做“城里人”。相亲市场的风向随之改变。如果男生想结婚，在县城买楼房是必须的。

这些年，县城的房价其实涨得不算快，好一点的小区价格常年在每平米4、5千左右的价格浮动，位置差的2、3千的也有。县里一直在大兴土木，原本只有“三道街”之内有楼房，如今“七道街”、“八道街”遍地是楼房，一直盖到了城郊的菜地。近两年甚至有传言说，距离县城七八公里的我们村子也要拆迁盖楼了。

与此同时，由于本地没有一家像样的大企业，就业岗位非常少，县城的人口开始大量外流。我上中学时，全县总人口是70多万，而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常住人口只有40多万了。年轻人越来越少，县城里位置差的小区已经鲜少有人问津。

等到2018年年底，距二林给月红承诺的期限过去1年了，可住进楼房依旧是个梦。吵了无数次后，月红回了娘家，并且放下狠话：“不买房就离婚。”

二林不知如何是好，他买不起，借钱又借不到那么多。只能和我说，他不明白为什么城里有那么多没人住的房子，而自己辛苦了这么多年，却还是因为买不起房子，搞得妻离子散。他痛恨自己的无能，可又无能为力。

5

痛苦的人远远不止一个，二林的父亲整日在院子里唉声叹气，经常和我父亲诉苦：“看着儿子好好的一个家就要散了，看着小孙女就要成了没妈的孩子，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我没用，很对不起儿子。”

据说，二林父亲有一个哥哥，因为家里经济拮据、儿媳妇出走，自缢而亡，大家都说可能是抑郁症导致的。二林父亲闷闷不乐的状态也持续了一年多，一天早晨，他和老伴儿说自己要到城里买种子，结果再也没有回来——他像女儿丽芳那样，跳进了“洋井”，是同一个。

遗体被打捞上来的那天，二林母亲依旧不敢相信，她不断往自家灶坑里填柴火，一直嘟囔着：“快烧炕，快烧炕，让他爸在炕上躺会就好了，就活了。”二林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抱着母亲撕心裂肺地哭。来帮忙的人看见这对可怜的母子，无不落泪。

我们几个发小都很担心二林，几个人轮番安慰他。二林却苦笑着说：“放心吧，我啥事没有。我还得挣钱给我妈养老、供我闺女上大学呢。”

二林父亲去世不久，月红就从娘家回来了，这次她变老实了很多。除了做饭、收拾自家院子，很少出门闲逛，也不提买房的事了。不管怎么说，公公自杀和她想买房、闹离婚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林却并没有怎么责怪月红，他觉得逝者已矣，生活还得继续。为了能多赚点，他借了点钱租了几十亩地，农闲的时候还去城里干体力活。

那次我回村，他和我说：“真得买房了，我媳妇最近虽然没明说，我能看出来，她还是想往城里搬。而且你看看，现在年轻点的，还住在村里的就剩我和张强了。张强是有肝病走不了，我不行啊。我没病没灾拖家带口地窝在村里，自己都嫌磕碜。”

二林是我们村极少有的，一直留守在土地里的80后。他的同龄人大多主动或被动地涌入县城、大城市，试图改变自己的人生。有的是靠文凭，有的是靠手艺，然后收获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

有人坐进办公室成为社畜，有人在木材加工厂被机器割掉了手指，有人随着工地塔吊的倒塌而殒命，还有的当了小偷，哪怕离开了监狱，也不愿意回来守着那一亩三分地。

村庄渐渐被城市掏空，除了小商店里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打麻将，很少能看见人影。父辈们耗尽心血盖的砖房没了人气，开始一点点毁坏，两三年之后就破败得不成样子了。菜园几乎被荒草淹没，种地的年轻人特别稀少，小乡村无法容下心，更容不下身了。

于是，留守农村的二林成了一个异类。他要接受来自各方的白眼和嘲讽，以至于无法自我认同。我理解二林，但又疑惑：“那你也没钱，咋买啊？”

二林说这两年粮价好，他那几十亩地收成好的话，刨去费用能剩个3、4万，完了再借点，“原来铁路小学那儿，去年盖了两个楼，听说太偏没人买，一平还不到2千，买个小点的差不多够了。”

6

2019年10月，二林终于在城里买了房。那是一个偏僻楼盘的顶楼，50多平米，总价不到10万。二林求爷爷告奶奶地从几个亲戚那里借了6万，我和小双又给他凑了5万，简单装修了一下，二林一家在过年之前搬了进去。

搬家那天，几个朋友去给二林家“燎锅底”。二林很高兴，做了很多菜，买了很多酒。席间，他意气风发地搂着月红说：“媳妇，等着，过几年等咱有了钱就换个大房子，再好好装修装修，咱也感觉感觉当城里人是啥滋味。”

月红一把推开他，没好气地说：“你可别他妈吹牛X了，等你买大房子，老母猪都得上树。”

我们都笑了，二林也“呵呵”笑，好像并不在意。

可谁也没想到，搬进新家才几个月，月红就离家出走了——半年前，她在网上认识了邻县的一个50多岁的男人，那男人离婚多年，对她嘘寒问暖、关怀备至，还吹嘘自己有钱，承诺要娶她。

月红禁不住“爱情”的诱惑，在疫情管控没那么严的时候，抛下了二林和孩子，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新欢的怀抱。几天后，她给二林打来电话，说她准备嫁给那个男人，让二林不要去找她。

那些天，二林很颓丧，总是借酒浇愁，几个朋友怕他出事，没事就轮番到他家陪着。可到底还是没看住，有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小双的电话，他说二林酒后剁了小手指，还把断指冲进了马桶里，正在县医院治疗。

我赶到医院时，二林的手已经包扎完毕，看着他苍白的脸，我正想说点什么，他却先开了口：“她回来我也不要她了。真的，没意思，我够了，够够的了。”

“那你也不能剁自己的手指头啊！”

二林激动道：“我剁手指头？我他妈还想死呢！我想死，你知道吗？活着太他妈憋屈了。”

我们怕二林再干出傻事来，就把他送回村子，让他母亲盯着。等过了些日子，我再回村看二林，他的状态好了一些。

他又对我说：“放心吧，我不能怎么样。我死了，我妈和我闺女就都完了。”

不到两个月，月红回来了，说想和二林继续过日子。原来，那个男人也是农村的，城里的房子是租的，根本没什么钱。得知真相后，月红可能觉得和他在一起更没有未来，就想再回来。可这次，二林则铁了心不想和她过。她回来的第二天，二林就拽着她去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不久之后，有人给单身的二林介绍对象，是本乡的一个寡妇。女人比二林大2岁，前两年丈夫车祸去世，没有孩子。缘分这种东西就是如此奇妙，两人一见面就看对了眼儿，没过几天就腻乎在一块儿了。后来，我见过这女人两次，很温柔，对二林也体贴，是那种正经过日子的好女人。

二人办了简单的婚礼，席间，二林对我们说：“我媳妇二舅家的弟弟，在南方厂子里打工，一个月能挣五六千，过了年我和媳妇就去。”

小双问：“那地你妈一个人也种不了啊？！”

“地不种了，租出去，让我妈到城里来带着我闺女上学。”二林接着盘算着，他和媳妇一年在外面能剩7、8八万块钱，地租出去，一年差不多有1万元进项。

小双笑着说，这比他上班挣的都多。二林笑骂：“滚犊子，别闹。”

7

2021年春节过后，二林夫妇就去南方投奔亲戚了，在无锡的一个皮革厂里打工。

他们走后，我偶尔会在晚上经过二林家所在的小区，看着里面稀稀落落的几盏灯光，会忍不住想：这个曾是二林奋斗目标的房子，这个曾让二林心力交瘁、痛不欲生的房子，这个间接害死了二林父亲的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他付出这么多？

前些日子，我和二林通电话，我问他在那边如何。他说自己每3天就要上一个夜班，每天最少要站10个小时，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说那也太累了，二林却“嘿嘿”笑：“还行吧，我觉得比扛麻袋还强一点。”

二林说，他们夫妇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有1万多元，这样的日子他很知足。他把酒戒了，打算再干几年，把买房欠的钱还完，再好好攒钱供女儿上大学。他最近一直哄媳妇再给他生个儿子，又夸媳妇能干、会过日子，唯一的缺点就是管他管得太严了……

我想告诉二林，现在养孩子成本太高，他的年龄和条件也许并不合适，可我不忍心打断他对美好未来的畅想——从买房、搬家到现在，二林已经很久没有心情这么好，话这么多了。

现在，二林偶尔会在朋友圈发一段小视频，内容基本都是他在上班或者下班的路上的见闻和感悟。他迎着日出或披着星月，先拍一段风景，再把镜头转到自己的脸上，说：

“上班了啊，挣钱去了，干就完了！”

“下班了，男人不容易啊，干就完了！”

但无论拍什么、说什么，最后二林总会以他“迷人”的微笑作结尾。那种踏实的幸福和满足，溢满了整个手机屏幕。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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