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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学联主席王瀛是怎样牺牲的

山西省学联主席王瀛是怎样牺牲的？

1927年7月，蒋汪合流之后，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通令全国实行“清党”，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立即设立了清党委员会，以梁永泰、苗培成、韩克温、南桂馨、李冠洋、郭树棠、杨笑天等为委员，由梁永泰总负责，主持清党工作。不久，梁永泰调走，清党工作由苗培成负责。

在阎锡山的竭力支持下，山西清党委员会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一是发布通缉令，公开缉捕中共在山西的领导干部颜昌杰、王鸿钧、崔锄人、王瀛、邓国栋等30余人；二是动用军警包围了山西党组织领导的太原总工会和太原兵工工会，抓捕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赤色工会群众，并在太原的省立一中、国民师范、进山中学、山西大学、省立第一女师、省立第一师范、阳兴中学等学校，通过学生中的国民党右派分子及便衣警察的告密和侦察，斗争、打骂，直至开除和逮捕有所谓“共党”嫌疑的青年学生；三是向太谷、平遥、介休等县派出清共委员，指挥各县开展清党反共活动。经过自上而下的清党反共，张振山、张德含等一批共产党员先后被捕，部分党员隐蔽起来，不少党员退党而去。山西全省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有50人，被捕者531人，逃亡者100人。著名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山西执行委员、省学联主席王瀛及其爱人朱志翰（山西最早的女共产党员），在武汉出席全国学联代表大会后绕道大同返回太原途中，在崞县（今原平市）城外一家小客栈中被捕。山西临时省委负责人王鸿钧等闻讯后，立即组织力量多方营救，但未能奏效。王、朱二人被捕后被关押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看守所，后经军法“会审”，定以“扰乱地方治安”

的罪名。王瀛于10月11日被判处死刑，朱志翰被判无期徒刑。王瀛遇害前，边走边向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罪行，表现了共产党人为革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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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骨犹存 教育留名

——记我的爷爷、霍州教育名士段慎五

“红日证帘前冻饿修成十年史，赤心犹物外风尘不扰一腔忱。”这是我爷爷段慎五（字子典，笔名竹园）书房挂的一幅对联。爷爷离开时，我只有六岁，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爷爷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我从读《竹园诗文集》和有关爷爷的史料，了解爷爷的精神世界；从老一辈讲述中感受到爷爷的风骨；从那幅对联，深谙一位平凡知识分子的一腔忧国忧民的赤忱之心。

1890年，爷爷出生于霍县下乐坪的书香之家，熟读《四书》、《五经》，习诗作文，学业出众，勤于思考，视为同辈中之才子。由于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懂得了不少爱国爱民的道理。1910年爷爷随家人到太原上学，在辛亥革命思潮的影响下，1911年春，霍县学界人士由爷爷同萼生等旅省同学组织“新霍同志社”，联络各方面人士进行革命活动。

1914年，爷爷考入山西大学，在校期间同爱国师生一起，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和日本帝国主义签定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斗争。

爷爷就读山西大学时，是师生公认的高材生，1918年大学毕业，面对积贫积弱、饱受外敌侵略的国家，毅然放弃应试文官的机会，立志献身于教育事业，受聘于太原外国语学校。他深受在该校任教的进步学者邓初民先生主编的《新觉路》思想的影响，同进步教师一起，常以恽代英同志主编的《中国青年》杂志的文章 对学生进行革命启蒙教育。

1919年，“五四”运动点燃了一个苦苦上下求索，探寻救国图强之道的爱国知识分子心中的火焰，爷爷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而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潮洗礼的知识分子，爷爷不求仕进，甘作“被人咒骂的社会叛徒”，毅然选择了教育救国这条注定会一生清贫、艰苦备尝的道路，表现了令人敬佩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

从192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爷爷主要在省会太原度过。这一阶段思想上进一步成熟，更加坚定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除在以进步闻名的国民师范执教外，以更加旺盛的精力从事写作，活跃于舆论战线，所关注的领域己不仅仅限于教育。二三十年代，爷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之际，在山西各主要报纸上发表了大量锋芒犀利、针砭时弊的政论和专题文章，1934至1935年在《山西日报》上开辟了《随便斋笔录》，利用手中的笔唤醒更多人的觉醒。虽未能重读爷爷在这一时期发表于报端的大量文章，但从有幸保存下来的《竹园漫谈》手稿，可以看出其内容涉及之广。对国事的忧虑，对时政的抨击，对民生的关注，对教育革新的思考，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对世间丑恶观象的鞭挞以至文论、诗论等各个领域均不乏独到而切中时弊的见解。爷爷的道德文章，不仅名重桑梓，而且传誉三晋学界，其生平言行足以惊世骇俗，振聋发聩，口碑载道。时代流逝，故人已去，曾经与爷爷共同战斗过的同辈人以及受爷爷影响和教育下从事革命活动者，大都献身革命，有的已故，但是爷爷盛年所从事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活动，以及为革命所做的一切，永远铭刻史册，今日所作的记述，只是慰藉他老人家激情岁月的不凡人生，激励后人不断前行。

二十年代初，由于曾祖病重，爷爷一度回霍，曾在一、二、三高任教。在一高同韦凤兆先生创办了《一高旬刊》，组织暑假讲习会；在三高期间 ，以进步学生为骨干组成读书团体，讲解《左传》、唐宋诗文、近代文、白话文；开设了新课程，采用新式教学法；破天荒成立足球队，颇受广大师生欢迎，并得到部分官员的好评和支持，成为县上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爷爷从事教育事业的初期，在家乡这个文化闭塞，教育领域仍为封建保守势力所盘踞的小城，推动教育革新，披荆斩棘，知难而进。这段时期他的活动具有新文化运动的传播者和开拓者的性质，就连组织一支足球队这样一件学生体育锻炼的小事，也要经历一场不小的斗争。遑论课程的改革、校刊的创办、读书会的建立这样一些新鲜事物的破土萌生，要经过多么艰苦的斗争，遭到非议，正如爷爷所说，自己基至也招致“毁满全身”了。

妇女解放问题从来就是新旧思想和文化最尖锐的斗争焦点。爷爷敢于开风气之先，不畏封建势力之牢固，不计个人毁誉，指导一批女青年冲破牢笼建立了新霍女界同盟会，同盟会成员大都是思想进步的青年，有的成为革命烈士 ，这是爷爷这一时期活动中社会意义最深远的业绩之一。爷爷起草的《新霍女界同盟会宣言》是新文化运动在一个封建势力相对顽固的地方取得胜利的一曲凯歌，当时不仅在家乡，而且在全省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

1922年，爷爷受聘于平阳六中任教。在此工作期间，受后来成为地下党领导人嘉康杰同志进步思想的影响，在临汾女师训育主任石玉翠（地下党员，烈士赵宝诚的妻子）、王阳武等同志的支持下，组织进步教师张孝甫等创办了《新镜月刊》，发表了反帝反封建，提倡新文化的许多文章。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爷爷以一腔热血，用进步思想唤醒青年投身革命洪流。霍县的第二任县委书记李光杰，太原国民师范早期的共产党王瀛（山西省学联主席）、陈国淦、朱志翰(太原女子师范党支部书记，薄一波五十七年后还能清楚的谈及朱子翰是太原女师的高材生)、张莲心（太原女师学生，地下党员）、乔亚竹（新霍女界同盟会副会长）、刘守维（太原一中党支部书记）、蒲立衡（国民师范党小组长）、阎振华（省委锄奸部长）、韦思恭（霍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等都是爷爷的得意门生。他们的成长并走上革命的道路，给爷爷以极大的鼓舞，更坚定了爷爷教育救国的决心。

192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爷爷再次来到太原，探寻真理，追求进步，他在县上培育出来的革命幼苗，也先后来到太原深造，其中好多参加了共青团和共产党，活跃于省城学界。在山西国民师范任教时，与省学联主席王瀛同志相识，后来通过革命活动结识了薄一波同志（当时太原国民师范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太原“青年会”等群众性的革命活动。并在《晋阳日报》、《华闻晚报》等报刊发表许多文章，为革命事业大造舆论。爷爷的言行深受党内同志的敬佩，1924年暑假期间，傅懋功（彭真同志当时省学联副主席）同志亲临霍县指导工作，曾在陈国淦同志陪同下拜访过爷爷，使爷爷很受鼓舞，更加坚定了革命信念。

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爷爷作为进步的民主人士不顾身家性命，营救过许多革命同志，如王瀛、朱自翰夫妇、韦丹桂同志等都在爷爷住处避过难，王瀛、陈国淦被捕，爷爷曾探视、送食物、暗递纸张及革命传单，当两位同志不幸被害，爷爷亲自到监狱认领遗体妥善安葬，并为陈国淦与同乡、同学、女党员张莲心做冥婚合葬于家乡。这是爷爷作为一名教师所做的事情，我被爷爷的行为感动，爷爷把当时准备办学校的钱花光了，心甘情愿，毫无怨言。随着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民主共和的渺茫，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建立，国共对峙局面的出现，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国土的接连沦丧，爷爷追随并同情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在家乡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为霍州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创造思想基础和培养骨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面对蒋阎的血腥镇压，爷爷愤然写了《昏迷中的回顾》，用化名讴歌了王阳武、崔斗辰（解放初期山西教育厅副厅长）、嘉康杰等革命同志，也是前期崎岖坎坷奋斗生涯的血泪自述。从《竹园诗文集》仅存的字里行间，饱蘸着爷爷心血的诗作，耿耿亡国之恨跃然纸上，拳拳忧国之心凝聚笔端。“登楼挥泪哭山河，呻吟常是哭当歌，风怒云愁草木悲，一望关山朝暮危。”“残城悲破国，新野寄新愁。”像这样字字催人泪下的诗句日日数首。“秋风入座城犹危，空有七尺躯何为？”，“家破身危又冬至，关山委曲壮士志，”“慷慨悲歌闻风起，也同滔滔汾水声”，“未成一事老堪羞，无情日月，偏自水般流”，“安得依天剑，跨海斩长鲸。读罢谪仙句，顽儒雄风生。”从这些悲壮的慨叹的诗句中，我体会到爷爷困坐危城，爱国者仰天长啸的激烈壮怀，极度悲愤中书写的慷慨悲歌始终牵挂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七七”事变后，爷爷在国难当头的时候，送大伯上了抗日前线，为保卫中华民族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8年，日寇侵占霍县后，企图利用爷爷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迫使爷爷出任日伪维持会长，爷爷斩钉截铁地拒绝道：“头可断，维持会长决不当。”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日寇妄图利用爷爷的渊博学识和崇高的名望，不惜重金，为他们培养忠实奴才，爷爷统统回绝。爷爷视金钱如粪土，以民族前途为己任，在自己的宅院办起“偏门通学院”，抵制日寇的奴化教育，教材除《四书》、《五经》外，传播中华文化，引导学生爱国爱民，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以唐宋诗文中的爱国诗篇激励学生，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成为学院的经典流传，偏门院成了日寇铁蹄统治下霍县城里的一盏明灯！爷爷用自己的积蓄，节衣缩食同奶奶办了十年私塾，十年辛酸泪，虽苦心无愧，那幅对联正是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

1946年，阎王村长向私塾催收苛捐杂税，爷爷拒不缴纳，一口回绝。村长说：你没钱吃什么？爷爷回答：“我吃屎！我的学生都是贫苦子弟，交不起学费，我就用攒下的茅圊卖了买粮吃。”尽管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爷爷为了给学生印教材，特意购置了一台简陋的油印机，让学生利用裁剪剩下的小纸条抄写诗词、文句。废弃的旧方砖也被搜集起来雕刻诗词拓印，并风趣地命名为《瓦缶集》。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典也不改其乐。

爷爷处事以方直狷介、特立独行而闻名，诗句：“清风明月乐自然，至性天成不可屈”表明心迹，不畏强暴拒绝日伪高薪聘请，在《霍县革命史略》被誉为“深陷敌占区，出淤泥而不染”。1942年，日寇侵占霍县后，由于有通共嫌疑，日军以八路探子，散发反日传单等罪名将爷爷关押在宪兵队，施以酷刑，灌胰子水。爷爷毫不畏惧，宁死不屈，敌人因无罪证，只好释放。进出城门因不给日本人鞠躬，被打得皮开肉绽，却始终没有低下高傲的头颅，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爷爷直言：“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为什么要给日本人鞠躬？”铮铮铁骨，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浩然正气，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国文人的风骨与气节，爷爷表现的淋漓尽致！

1947年霍县城解放，爷爷在党和政府的领导支持下，结束私塾，到公办学校任教，任教期间任劳任怨，成绩显著。1950年，美帝国发动侵朝战争，为了保卫新生的共和国，爷爷毅然将我的父亲送上抗美援朝的前线。由于爷爷对革命所作出的贡献，1952年，爷爷被选任霍县民主县长，从政期间，以大局为重，身先士卒，受到党和政府的嘉奖。1954年，又调任临汾三中任教，为教育事业贡献毕生。1956年退休时，已是六十七岁高龄的爷爷，回霍后党和政府又安排到政协，任常委负责文史馆工作，十年老骥伏枥，再创辉煌。

1966年文革开始了，爷爷每天看报纸，今天批吴晗，明天打倒邓拓，后来彭真、薄一波也被打倒了，爷爷忧心忡忡地对院子里的邻居平哥说，今天又倒了一个，把老干部都批倒了，国家能不乱吗？后来北京的，省里的人，分批到院子里搜爷爷的书房，把书报一摞一摞搬到院子里，翻的乱七八糟，后来才知道那些造反派可能是找爷爷和彭真，薄一波的通信，想从这里找出彭真、薄一波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证，把好多信件都抄走了，让爷爷提供一些黑材料，爷爷一身正气，不会颠倒是非，决不会干落井下石的事情，这也许是造反派迫害爷爷的原因。那时爷爷给邻居平哥讲岳飞的《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这首词，平哥说：“老人家的朋友彭真，薄一波都被打成叛徒、反革命，老人既为这些曾经的战友担忧，又为自己孤独无助的心境而伤感，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爷爷对岳飞这首《小重山》深有同感，苦闷的眼神时常浮现在我眼前！”随着文革的发展，爷爷被造反派抓起来了，给他老人家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投进监狱。出狱不久，爷爷就离开了我们，怀着一腔忧国忧民的热忱，带着松竹风骨长眠。直到八十年代初，冤案平反昭雪。

我的爷爷是霍州教育界的前辈， 他老人家的一生，虽谈不上高大上，但那颗赤子之心，让我敬佩！那种不计私利，博大的家国情怀感染着我！那种甘守清贫，凛然正气，诠释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让我感动！他老人家一生笃定、耿直，诠释着大学之道，明德，亲民，至善！那种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名族气节，深深镌刻在仰慕和敬重他的人心中，并成为我们这些后辈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爷爷终生矢志不渝，献身教育，为官清廉，文史耕耘，政协建言，以赤诚之心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殚精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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