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分别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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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分别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分别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

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成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的最大威胁。10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结束后，蒋介石于年底调集了10万兵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司令，采取“并进长追”的战术，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在毛泽东主持下，确立了诱敌深入的方针。随即，红军主力转移到群众基础好、地形条件也好的根据地宁都县集结，进行了战略反攻的各项准备。12月下旬，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集中全部红军主力，实行“中间突破”，在永丰县的龙冈歼敌9000余人，并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其后，其他各路敌军畏歼逃窜，红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又调集2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对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当时红军只有3万余人。毛泽东、朱德等根据敌我力量对比情况，采取“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并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的作战方针，红军在15天内，横扫700里，打了5个大胜仗，俘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再调集30万兵力，亲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敌人依仗其优势兵力，分成三路，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企图把红军压迫在赣江一带消灭。毛泽东、朱德等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作战方针，声东击西，甩掉敌人主力，致使敌人筋疲力尽，败退而去。在此次反“围剿”中，共歼敌4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以何应钦为总司令，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敌人首先集中兵力攻占鄂豫皖和洪湖等革命根据地。随后，移主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进攻。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领导和指挥下，灵活地运用了前三次反“围剿”的经验，集中优势兵力，将主力红军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一举歼灭和俘虏敌人大量有生力量，缴枪1万余支，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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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第四次反“围剿”分别取得胜利的原因是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原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原因

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原因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

3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随后中国社会科学家、戏剧家、美术家、教育家联盟以及电影、音乐小组等左翼文化团体相继成立。10月，各左翼文化团体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

4月鄂豫边、豫东南、皖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统一改编。6月，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领导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形成。

5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研究确定红军建设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

5月毛泽东撰写《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决议，形成系统的“左”倾冒险主张。不久，又制定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使各地革命力量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这一冒险行动。

6月红四、六、十二军在福建长汀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

同月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八军在湖北大冶合编为红军第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7月湘鄂边的红四军与洪湖地区的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随即，湘鄂边、洪湖两块根据地形成湘鄂西革命根据地。

8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率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市与红三军团会合，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并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

冬－翌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三次军事“围剿”，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至1932年春前后，各革命根据地共歼敌20余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约15万人。

论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原因

刘金菊韩巍巍

(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南昌 330031)

【摘要】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间，中央苏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中共领导创建的中央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制定、中共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等党政组织的广泛动员和周密部署、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其他苏区的协同配合以及国民党军自身存在诸多问题”等原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在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1930年10月至1931年1月间，国民党调集7个师约1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中央苏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英勇的反“围剿”战争，经过努力，最终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本文拟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做一探讨。

一、中共领导创建的中央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前提条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依然高举土地革命的大旗，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1927年中共领导发动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共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新时期的开始。经过艰苦努力，尤其是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忙于混战的有利时机，从1927年8月到1930年上半年，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得到了迅猛发展。1928年4月底，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余部于宁冈砻市胜利会师，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上了井冈山，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力量。1929年1月，为了粉碎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会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撤离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革命行动，大大推动了赣南、闽西地区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在赣南地区，相继建立了红三军、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在闽西地区，建立了红十二军。随后，根据中央指示，红三军、红四军、红十二军、红二十军和红二十二军等部合组成红一军团，由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政委。1930年8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会师，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合并组成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主力红军兵员发展到约四万人。中央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为取得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根本的前提条件。

二、毛泽东、朱德等红军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和“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制定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对于战争指挥员的重要作用，粟裕大将曾经很有见地的指出：“两军对阵，不仅是兵力、火力、士气的较量，也是双方指挥员指挥艺术的较量。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开始常处于被动，但只要指挥员善于运筹，可以驰骋的领域仍然是很宽广的。战争指挥艺术是一门无止境的学问。” 很显然，如果没有指挥员的英明指挥，没有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就一定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相反，如果有英明的指挥员指挥，又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就一定能做到百战不殆。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正是在以毛泽东、朱德为首的红军指挥员的正确指挥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取得胜利的。

1930年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新余县罗坊召开了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中共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朱德审时度势，耐心劝导，最终确定了“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主要就是把敌人诱入到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对我有利而对敌不利的境地，以后发制人的战法去战胜敌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就是把敌人诱入东固革命根据地范围内来打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山高沟深，交道不便，地理条件对红军有利。而且惯于山地作战的红军长期生活和战斗在此，熟悉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而敌人则不然。他们进入革命根据地，完全不熟悉地形、地貌，犹如瞎子、聋子，处处碰壁。更为重要的是根据地人民群众政治觉悟高，与红军心连心，红军作战能够得到人民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和拥护。所以，“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在依靠苏区人民群众的基础上而提出来的唯一正确方针。

罗坊会议后，根据“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一方面军总部于1931年11月1日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之”的命令。随后，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三万多人，渐次向以东固、永丰、宁都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带退却。至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退到东固以东的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歼敌，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的准备。为调动和鼓舞苏区军民的革命斗志，l2月25 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小布河滩上召开了盛大的苏区军民誓师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亲自撰写了一幅对联挂在主席台两边的台柱上，右联是：“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左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短短46个字，把红军的作战原则及战略战术，说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好记，可谓克敌制胜的法宝。在誓师大会上，毛泽东还具体生动地解释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分析了歼敌致胜的六个条件，大大增强了苏区军民反“围剿”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

随后，在毛泽东、朱德的英明指挥下，红一方面军除以1个团箝制东面源头、洛口、头陂等地之敌，以小部兵力箝制西面进攻约溪之敌外，主力则利用大雾弥漫之机，于12月30日分路伏击孤军深入龙冈地区之张辉瓒部，经过激战，歼敌近万人，并活捉了张辉瓒。接着，红军又在东韶地区将国民党谭道源师歼灭一半，余敌纷纷溃退。这样，在苏区人民群众的支援、配合下，红一方面军五天内打了龙冈、东韶两个胜仗，共歼敌1.3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1万余件，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三、中共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等党政组织的广泛动员和周密部署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罗坊会议后，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随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到吉安，在吉安召开了赣西南行委各县负责人会议，布置了“诱敌深入”方针的具体行动计划。同时宣布成立省军事委员会，任命金万邦为军委主席，统一指挥全省红色地方武装。各县区政府也建立和健全军事部。“各级军事部除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主力红军外，还大力发展和加强地方武装，组织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站岗放哨，封锁消息，骚扰敌军，迫使侵犯根据地的敌军提心吊胆，日夜不安，陷于困境。” 接着，江西省行委和赣西行委，又在吉安举行扩大会议，具体布置应战工作。毛泽东专程到会，对赣江以西地区坚持斗争的工作及撤离吉安的问题作了周密的部署。为了配合红军反“围剿”作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通告或通令，指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积极动员群众，努力配合红军主力反“围剿”。1930年11月 17 日，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发出了《迅速集中经济，节约费用，应付阶级决战》的紧急通令，要求全省迅速筹集现金60万元，以支持红军反“围剿”作战的费用。还要求各级委员会设立兵站处，直接办理红军给养事宜。永丰、吉水苏维埃政府为红军捐款6万元。各级党组织的苏维埃政府，除了节衣缩食，带头捐款外，还做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省苏维埃政府在通令和通告中，对“如何设立兵站、筹措红军给养、处理伤兵、实行坚壁清野和做好通信，保证赤色邮电畅通，及时报告敌情，以及如何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做好兵运工作等问题，都作了详细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切实执行，不可半点放松。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苏区的党、政、军、民结成了一个团结对敌的整体，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中央苏区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广大人民群众全心全意拥护共产党、拥护红军，才是红军战无不胜的源泉。为了确实做好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中革军委总参谋部召开了地方部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工作会议，对这些武装的任务、编制、训练、战术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讨论和规定。“会议确定建立东、南、西、北、中5个指挥部，并把中央苏区划分为lO个游击区，明确区分了任务。会议要求各游击区以独立团、警卫营等地方部队为骨干，领导赤卫军、少先队，运用游击战术，积极执行扰敌、堵敌、截敌、袭敌、诱敌、毒敌、捉敌、侦敌、饿敌、盲敌等10项任务。此外，我军还以很大力量进行了筹储粮款的工作。”

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的会议是及时的，所布置的任务应该说是很正确很适当的。而这些任务的完成，主要是依靠苏区广大的基层组织带领人民群众去完成。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的提高，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积极参加，这些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在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红军三万多人的部队，隐蔽集结在东固地区25天，却没有走漏半点风声。主要原因是苏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而且人民群众心向红军。进入苏区的敌人，既找不到向导，又找不到粮食，处处耳目闭塞，对红军行踪一无所知，犹如瞎子、聋子，到处乱闯乱碰。而红军以逸待劳，消息灵便，对国民党军队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当敌第十八师向永丰龙冈推进时，毛泽东、朱德当即命令，准备消灭敌第十八师。当敌军于l2月 30日由龙冈向五门岭推进，进入狭窄山路时，预伏在这里的红军，突然居高临下进行猛烈袭击。战至下午，全歼敌第十八师部及两个旅，并活捉了张辉瓒。这一胜利，固然是毛泽东、朱德指挥英明，红军英勇作战，但苏区人民群众的支援是功不可没的，特别是赤卫军、少先队与红军战士一起冲杀，一起搜索捉拿逃跑隐藏山林的敌人。苏区人民群众还负责烧水、送饭、运送伤员、帮助打扫战场等力所能及的工作。东固地区的党政组织，根据各自的能力，把群众组成不同的队伍：熟悉地形的编为向导队；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编为担架队、运输队；聪明机智的编为侦察队，担任交通员；老人、妇女、儿童编为洗衣、送茶水、慰劳等队。敌第五十师师长谭道源当时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到赤区作战，是漆黑一团，如同在敌国一样。”而敌第十八师在被歼后则供认：“东固暨其以东地区，尽属山地，蜿蜒绵亘，道路崎岖。所有民众，多经赤化，且深受麻醉，盖匪即民，民即是匪，对于我军进剿，不仅消极的认为恶意，且极端仇视，力图抗拒”。“如是，对于我军作战上发生下列之困难：(一)我军师行所至，农匪坚壁清野，悉数潜匿山中；(二)潜伏山中之匪徒，对于我军状态窥探无遗，如是，我军企图完全暴露；(三)我军不仅不能派遣一侦察，即欲觅一百姓探问道路，亦不可得，以故我方对于匪情全不明确，即对友军之联系亦不容易；(四)山地道路崎岖，行军已感困难，而匪徒对于前进之道路亦无不大加破坏，我之前进，几使无路可走”。敌人的自白，从反面充分反映了中央苏区人民对红军反“围剿”作战的支持和配合。正是依靠中央苏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红军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

五、其他苏区的协同配合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继续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土地革命。经过艰苦努力，尤其是利用国民党新军阀忙于混战的有利时机，到1930年上半年，中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人，各地红色政权纷纷建立和发展。除毛泽东、朱德亲自领导创建中央苏区外，其他共产党人先后在全国各地领导创建了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左右江、琼崖等十余个苏区。当中央苏区军民抗击国民党军事“围剿”的行动开始后，这些苏区的军民英勇作战，大量消灭和牵制国民党军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协同配合作用。

其他苏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协同配合，在“鄂豫皖苏区”这个个案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鄂豫皖苏区“北窥豫中，南瞰武汉，东控江淮平原，西扼京汉铁路”，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和武汉，因此，从1930年冬至1932年秋，南京国民政府对该根据地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1930年冬至1931年3月，鄂豫皖苏区军民进行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在鄂豫皖苏区党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将士英勇作战，先后取得了谢店、新洲、香火岭和四姑墩战斗的胜利，尤其取得了歼敌1万余人的双桥镇大捷，并牵制了10万以上的国民党军队。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压力，有力地支援、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

六、国民党军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是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胜利的外在因素

战争是敌我双方在军队数量、军人素质、将领指挥、战略战术等方面的较量，因此，战争的胜败是敌我双方诸多因素较量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进行的英勇无畏、艰苦卓绝的斗争固然是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最主要的原因，但是，不能否认，国民党军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影响战争胜负的客观和外在因素。兵法上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时，在天时、地利、人和诸方面均为“不利”。主要表现在：1.天时上，国民党军穷兵黩武，兵家大忌。1930年10月，蒋介石在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基本取得胜利后，不顾大战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现实，没有让军队休整，就急于实施其“肃清共匪”的“清剿”行动，于天时不利。2.地利上，国民党军不适合崇山峻岭间作战。国民党军队惯于打阵地战、攻坚战，而被红军“诱敌深入”到苏区的崇山峻岭之间，既找不到红军主力，也无法摆开阵势，致使10万多“围剿”军进展迟缓、分散进犯，完全体现不出其数量上的优势。3.人和上，国民党军内外欠佳。一方面，中央苏区的军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痛恨国民党军的烧杀抢掠。战争开始时，苏区军民就对国民党“围剿”军实行坚壁清野，不断袭扰和阻击，致使国民党军队首尾难顾，狼狈不堪。另一方面，国民党“围剿”军均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内部派系复杂，难于协调，并且官兵失和，指挥乏力。当张辉瓒第18师主力被歼后，深入苏区的其他各路“围剿”军闻讯纷纷溃逃。其中谭道源第50师于1931年1月2日晨分路溃逃、被红军歼灭大半就是例证。军人没有战斗毅力，军队没有全局意识，缺少协调配合，战争的失败是必然的。4.国民党军将领指挥失当及战略战术的错误。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围剿”时，一方面，自恃兵力优越于红军，扬言三至六个月内消灭红军，尤其是张辉瓒的第18师第52、第53旅和师直属队孤军冒进，犯了“骄兵必败”的兵家大忌；另一方面，在战略战术上，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深入我根据地内部，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其弱点逐渐暴露。可见，国民党军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为中央苏区军民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提供了有利的客观和外在条件。

总之，中央苏区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以上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不仅保卫了中央苏区，而且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与扩大，同时，还取得了反“围剿”的重要经验，因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在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作者简介】刘金菊（1965－），男，江西省于都县人。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韩巍巍（1983— ），男，山东省淄博市人。福建省三明学院党委宣传部教师。